基于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相互协调的视角，构建三元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以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两大城市群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 绿色经济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空间关联效应。
[摘要]基于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相互协调的视角，构建三元系统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以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两大城市群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绿色经济效率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和空间关联效应。研究之后发现：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集聚指数高于京津冀地区，但两者差距不断缩小；京津冀城市群产业体系升级指数高于粤港澳地区，且两者均呈逐步提升趋势；粤港澳城市群的绿色经济效率远高于京津冀城市群。耦合协调模型根据结果得出，京津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但整体协调水平偏低，其耦合协调类型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粤港澳大湾区整体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且增长趋势变动明显，2005年初级协调，2007年转为中级协调，2010年转为初级协调。空间自相关模型结果为，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在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均呈现出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依赖特征。空间计量模型显示，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人力资本、研发投入、经济发展水平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三系统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和方向有差异。
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两大世界级城市群，其经济协调发展对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水平发展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分别对两大区域提出“加快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要求，旨在推动两大区域的经济协调发展。[1]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确指出在推动经济协调发展的同时，经济社会的绿色化、低碳化、可持续化发展同样重要。在经济高水平发展的要求下，研究怎么样在城市群经济保持协调发展的同时，促进绿色低碳循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是当下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2]城市群的发展一定要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区域规划，以便产生集聚效应来引领生产要素资源的集聚与配置，这也是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城市群经济的集聚效应能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推动区域整体产业体系升级。另一方面，集聚效应在促进城市群经济发展时，也会导致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带来环境问题，使得区域绿色经济效率降低。与此同时，[3]通过促进产业转型和升级，使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大降低环境负担，实现城市群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因此，经济集聚效应对于城市群经济发展和产业体系升级具有积极效应，而区域绿色经济效率这一指标的存在无疑对城市群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本文选择对京津冀和粤港澳两大城市群的区域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三项指标进行研究，系统分析三者的耦合协调路径，对于推动两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促进中国城市群经济绿色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具备极其重大研究意义。
当前关于经济集聚、产业机构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文献大多分布在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经济集聚对产业体系升级的研究。大多学者觉得，经济集聚能使区域内产业、劳动力和经济资源产生“集聚效应”。[4]通过同质企业的集聚，能够使员工的交流与学习增加, 促进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5]从而形成规模经济的外部性，[6]推进区域经济转型。[7,8]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产业集聚能有效促进周边地区相关产业体系升级。[5]除“集聚效应”外，经济集聚还存在“配置效应”，即国际资本倾向于流向更专业化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区域，能加快地区产业的技术创新，推动整体产业升级。[9,10]经济集聚会使得经济规模逐步扩大，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激励效应”会推动企业对生产设备做改造和升级，同时使技术水平逐步提升，企业不停地改进革新进而推动整体产业体系升级。[11]且集聚更易于产生知识外溢，使得集聚区域内的企业较区域外的企业更具备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加快产业体系升级。
二是关于经济集聚影响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对经济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间存在何种关系，目前学界没有定论。一部分学者觉得经济聚集会带来环境污染，对绿色经济效率存在一定负向影响。[12]大城市的经济集聚效应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负担。[13,14]经济集聚外部性在促进城市经济规模扩张时，也加快了城市的资源消耗，使生态环境恶化。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15,16]他们都以为经济集聚使区域可以通过集中处理环境污染，提高节能减排效率，进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17]城市规模不同减排作用不一，中小城市比大城市更明显。[18]高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效应比低经济密度城市更强。[19]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呈现倒“U”型变化特征。
三是关于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大多学者认同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发展呈正向促进关系。[20,21]产业体系的升级能够明显提升城市的节能减排效应，提高绿色经济效率；[22,23]协同创新和政府的环境目标约束可以有明显效果地推动产业体系升级，提升绿色经济效率。但也有学者觉得，[24]处理污染排放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降低生产效率和利润而导致退出行业，对区域行业结构产生负向影响。[25]产业体系升级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阈值，只有超过拐点值时，产业体系升级才能显著改善绿色经济发展水平。
综上可知，目前学界大多聚焦于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两两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且存在相反的结论。而实际上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三者间有内在联系和作用机制，将三者作为一个整体从时空耦合视角研究三者的耦合演化规律的文献较少。选取京津冀和粤港澳两大城市群为研究样本，研究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三者的耦合关系，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为：第一，构建了包括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三者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框架，并探讨了其耦合协调作用机制；第二，构建了两大城市群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分析其时空特征；第三，定量研究了两大城市群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为探寻两大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差异及路径提供理论依照。本文的研究为如何促进中国城市群绿色协调发展提供了新思路，丰富了城市群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实现“双碳”目标下为城市群的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城市群经济绿色协调发展需要多因素共同协调，而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是影响城市群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的因素。城市群经济的持续不断的发展会带来集聚效应，吸引更多集聚区域外的经济资源进行积聚，带来资本的集中流入，导致更高程度的经济集聚。同时，通过创新驱动推动城市群公司进行技术创新，为产业体系升级提供助力。通过经济集聚必定使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通过转型和升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大大降低环境负担，提升城市群的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可见，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和绿色经济效率三个主要的因素存在交互作用。通过构建三者的耦合协调模型，能够揭示城市群的发展规律特征，进而推动城市群经济环境协调发展。这三者间相互影响，彼此联动推动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见图1）。
经济集聚在空间上表现为经济流通的中心化，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生产所带来的成本，进而对周边地域产生虹吸效应。目前，学界主流使用夜间灯光数据作为地区发展规模及经济集聚效应的替代指标。因夜间灯光数据不存在信息缺失的问题及具备亮度等级与空间的双重属性，该指标被认为是综合研究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客观指标。本文选择2005-2019 年整合的DMSP-OLS及SNPP-VIIRS的京津冀、粤港澳两地区夜间灯光数据，[26]借鉴WuY.（2021）等做法以平均灯光强度表示区域经济聚集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ANI为平均夜间灯光强度，TNI为区域总夜间灯光强度，M为区域像素个数和。
现有研究中对产业体系升级的测度方式主要有两种：[27]一是从产业体系合理化和产业体系高级化角度来测度；[28]二是通过对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依次赋予权重1、2、3，然后求和来测度产业体系升级。本文综合两种方法[29,30]，选取产业体系合理化和产业体系高级化的熵权法加权指标来测度产业体系升级。
一是产业体系合理化（Ris）：合理化指数采用泰尔指数进行测度，具体如下：
其中，yitm表示第t 年i 城市的第m 产业生产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litm表示第t年i 城市的第m 产业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比重。
其中，lpitm为劳动生产率，即城市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除以城市就业人数。
SBM-DEA模型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非径向SBM模型，是一种使用线性规划来估计多个决策（DMU）的有效性非参数方法。与传统的DEA方法相比，其优点是考虑变量松弛问题和非期望产出因素，计算结果更加准确。因此，[31,32]本文借鉴前人做法，先构建绿色经济效率评价体系（表2），然后建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通过综合投入产出比对两大城市群的绿色经济效率进行测度。
本文采用投入指标为：一是劳动投入：采用各地级市年末从业者人数进行衡量。二是资本投入：资本投入采用资本存量表征，资本存量需使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测算得到，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其中，Kt为t 时期的资本存量，It为t时期的固定资产投资，dt是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33]折旧率设为10.96%。[34]基期资本存量K0采用2005年资本存量数据。能源消耗总量：以城市全社会用电量占所属省份的比重为权重，根据省际能源消耗总量折算得出各城市能源消费量。
产出指标具体包括：一是期望产出GDP：期望产出利用GDP指数平减处理得到的城市实际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二是非期望产出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吨）。三是非期望产出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四是非期望产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本文借鉴前人做法[35,36]，构建城市群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两大城市群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及绿色经济效率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其中，U1为经济集聚指数，U2为产业结构升级指数，U3为绿色经济效率指数；、 、y为各系统权重指数，取==y=1/3；C、T、D 分别为耦合度、综合得分、耦合协调度。其中，D 值区间为[0，1]，D 值越大则表明系统耦合协调水平越高。将D值所代表的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十个等级（表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一种将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刷新技术相结合而成的综合统计方法，在对样本数据不进行任何假设前提下，描述和可视化数据的空间分布，识别异常值，检测城市群的经济空间集聚及展示数据的空间结构，揭示地理现象间的空间相互作用机制。其核心为解构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数据间空间依赖、空间关联或空间自相关关系，具体计算公式参见文献[37]。
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最终选用2005-2019年京津冀和粤港澳有关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文中所用数据来自《香港统计年鉴》《澳门统计年鉴》《香港环保工作报告》 《香港渠物署可持续发展报告》《澳门环境状况报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电力年鉴》及北京市、天津市、广东省、河北省统计年鉴。对具有价格影响的变量，均对其以2005 年为基期的价格指数予以平减（因数据的缺失，本文将城市所在省份的相应价格指数作为替代）；对缺失值运用移动平均法进行补齐。
2005-2019 年两大城市群的经济聚集水平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见图2）。
第一阶段为2005-2013年，经济集聚中等水准呈现出浮动上涨的趋势，从2005 年的22.66 增长至2013 年的25.91，增幅14.34%。2008年美国次债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也影响了中国的市场化水平，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对外贸易、固定资产投资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2009 年中央政府实施的4万亿投资计划效果逐步显现，带动经济稳步的增长，为区域发展提供了动力。京津冀地区经济集聚水平从2005 年的11.96 增加至2013 年15.70，增幅为31.27%；粤港澳地区经济集聚水平从33.37 增加至36.12，增幅为8.24%。粤港澳地区经济集聚水平虽然高于京津冀地区，但增幅远小于后者。
第二阶段为2013-2014 年，两大城市群经济集聚中等水准集聚下降，从2013年的25.90降至2014年21.60，降幅16.6%。2013年中国产业体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经济下降带来的压力增大，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严峻的市场环境与调控措施影响了国内市场经济。粤港澳地区受到的影响显著，经济集聚水平由36.11降至25.51。京津冀地区经济集聚水平虽仍低于均值，但在2013-2014 年呈上涨的趋势，由15.70 增至17.69。
第三阶段为2014-2016年，经济集聚中等水准停止跌落，恢复了2年的平稳期，经济集聚水平保持在21.64。在全面宽松和大规模投资的刺激下，经济衰退局面缓解。粤港澳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维持在25.52，京津冀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维持在17.76，两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差距明显缩小。
第四阶段为2016-2019年，经济集聚水平呈加速上升趋势，从2016年的21.63增长至2019年的24.76，增幅14.47%。2016 年的中国经济整体表现符合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速度变化、动力转换及结构优化等基本特征，各项措施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京津冀地区的经济集聚均值从2016 年的17.76 增加至2019 年的22.81，增幅28.43%，发展速度快。粤港澳地区经济集聚均值从25.49增至26.70，保持平稳状态，仍处于领先水平。
总体上来看，粤港澳地区经济集聚呈前高后低趋势，而京津冀地区经济集聚水平呈上涨的趋势，且两者的经济集聚水平差距在逐步缩小。
京津冀与粤港澳地区的产业体系升级指数总体呈逐步上升趋势（见表4），京津冀地区产业体系升级指数高于粤港澳地区，两地区差距保持0.2 左右。
京津冀地区产业体系升级指数逐步上升，由2005 年的0.35 增长到2019年的0.67，增长91.43%。粤港澳地区的产业体系升级指数由2005年的0.2增长到2019年的0.43，增长115%，增长幅度高于京津冀地区。
京津冀、粤港澳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指数均处于相对平稳状态，但粤港澳地区绿色经济效率远高于京津冀地区。粤港澳地区基本保持0.8左右高位水平，京津冀地区保持在0.5左右。可能原因是京津冀经济稳步的增长更多依赖于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不能有效地兼顾生态环境与经济活动间协调发展，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使环境问题日渐突出，从而降低绿色经济效率。
京津冀地区与粤港澳地区的耦合协调类型见表6。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0.508，上升为2019年0.643，耦合协调类型从2005 年勉强协调变为2019的初级协调。粤港澳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明显优于京津冀地区，其耦合协调度从2005 年的0.611，变为2019的0.712中级协调。
两大城市群具体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见表7。结果显示，京津冀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呈增长趋势，但整体协调水平较低，其耦合协调类型从2005 年的勉强协变为2019年初级协调。粤港澳地区耦合协调度亦呈增长趋势，整体协调水平较高，从2005年初级协调升级到2017年的中级协调，并保持至今。
北京市作为京津冀经济协调发展的“核心”和“引领”区，其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一直领先于京津冀地区。由2005 年的勉强协调上升到2006 年中级协调，之后除个别年份外，基本保持良好协调的高水平。
广州、深圳、香港和澳门作为粤港澳的四大重点城市，对粤港澳地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柱作用。广州与香港的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初级协调变为2019年的中级协调，深圳耦合协调度从2005年的中级协调变为2019 年的优质协调，澳门耦合协调类型从2005年的初级协调变为2019年的良好协调。
根据上述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协调度计算结果后，借助ArcGIS软件将2005 年、2012 年和2019 年的耦合协调度按照对应的协调等级进行空间可视化，从而反映京津冀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性2。
对比两大城市群，可知：2005 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城市协调等级最低为中度失调，最高为优质协调，而京津冀城市群中最差为中度失调（承德市），最好为初级协调。2012年时，粤港澳大湾区中大部分城市协调等级都上升，处于濒临协调城市数量有3个，勉强协调等级1个，初级协调等级2个，中级协调等级3个，良好协调1个，优秀协调有1个，京津冀城市群部分城市也同样上升，但处于轻度协调城市数量有1个，濒临协调等级2个，勉强协调等级8个，初级协调等级1 个，中级协调等级1个。2019 时，粤港澳大湾区处于勉强协调城市数量有3个，初级协调等级1 个，中级协调等级4个，良好协调2个，优秀协调有1个，说明城市之间协调等级差距逐渐缩小；京津冀城市群整体协调等级上升，处于濒临失调等级1个，勉强协调等级4个，初级协调城市数量有4个，中级协调等级3个，良好协调1个，依旧没有良好协调和优秀协调城市。
为研究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三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测算三系统的全局MoransI 指数，结果见表8。京津冀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全局MoransI指数历年均为正值且在1%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两大城市群的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协同发展存在非常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
因全局莫兰指数无法探究城市群内部辐射带动作用，为剖析两大城市群区域内部城市的空间关联关系，则本文选取局部空间自相关识别京津冀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三系统协调度的空间关联。结果显示3，2019年，北京市属于京津冀城市群中的高低集聚城市，其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深圳市属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的高低集聚城市，粤港澳大湾区内部城市之间的协调度差异仍然较大，北部地区协调度较低。
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三系统协调度受到多种因素影响，[38,39,40]本文基于已有研究以及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耦合协调发展的现实情况，选取以下因素：一是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自然对数作为代理变量；二是政府支持力度（Gov），采用政府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三是人力资本（Hc），采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与城市总人口的比值衡量；四是固定资产投入（Inv），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值来表示；五是研发投入（R&D），采用R&D内部经费投入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六是经济发展水平（Rgdp），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
因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溢出效应，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首先通过Hausman检验进行判断，统计值分别为23.17 和184.39，均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其次，进行LR检验和Wald检验，检验结果分别在5%统计水平下显著，故选择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作为基准模型。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9。
根据表9回归结果可知，这6个因素均对三系统协调度具有影响作用，但对不一样的地区的影响有所差异。
对外开放程度（Open）、政府支持力度（Gov）、人力资本（Hc）、研发投入（R&D）以及经济发展水平（Rgdp）对京津冀城市群具有非常明显正向促进影响，即京津冀城市群对外开放程度越高，政府支持力度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研发投入越高，经济发展越迅速，三系统耦合协调度也随之提高。而固定资产投入（Inv）对京津冀城市群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显著负向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耦合城市群协调度水平影响因素中，对外开放程度（Open）、政府支持力度（Gov）与研发投入（R&D）具有正向影响；人力资本（Hc）、固定资产投入（Inv）、经济发展水平（Rgdp）则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对耦合协调度影响不明显。
总之，两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受到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与研发投入变化的正向影响。此外，京津冀城市群受到固定资产投入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因城市群中固定资产投资领域主要为第二产业，其对环境的破坏程度大，不利于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发展。
本文基于系统耦合视角，以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探索性数据分析（ESDA）模型，测算京津冀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集聚-产业体系升级-绿色经济效率系统耦合协调度，探讨其空间发展模式和空间关联效应。研究结论主要为：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经济集聚指数高于京津冀地区，但京津冀地区经济集聚指数呈逐年上升趋势，且两者差距不断缩小。京津冀城市群产业体系升级指数高于粤港澳地区，且两者均呈逐步提升趋势。粤港澳城市群的绿色经济效率高达0.8 左右，远高于京津冀城市群的0.5 左右。
第二，从耦合协调度来看，粤港澳城市群整体协调水平较高，当前处于中级协调层级；京津冀城市群的整体协调水平相比来说较低，目前处于初级协调层级。两大城市群单个城市的协调水平存在非常明显差异，比如，2014-2019 年，京津冀地区只有北京市的协调水平高于0.8，其余城市大多处于0.5-0.7区间，最低的张家口市一直处在0.5以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东莞市、深圳市和澳门三个城市协调度高于0.8，只有江门、肇庆和惠州三城市低于0.6。在各因素协调作用下，京津冀与粤港澳地区直接的相互作用不断得到强化，系统内部协调程度逐渐加强。表明了两地区之间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形成。
第三，空间自相关根据结果得出，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依赖特征，即耦合协调度较高地区趋于集聚，较低地区同样趋于集聚，但该相关性呈逐渐减弱态势。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局部空间集聚以直辖市高低集聚为主，而粤港澳大湾区的耦合协调度局部空间集聚以深圳市高低集聚为主。
第四，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结果为，对外开放程度、政府支持力度与研发投入对京津冀城市群与粤港澳大湾区三系统协调度均产生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水平仅对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度具有非常明显正向影响；固定资产投入仅对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度具有非常明显负向影响。
第一，京津冀与粤港澳大湾区两大城市群建立更加紧密的统一大市场机制，应注重充分的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方面的核心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两大城市群间不管是经济集聚，还是产业体系升级或绿色经济效率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习也要求“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高水平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两大城市群应该在全国率先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堵点，建立统一大市场的“先行区、示范区和引领地”。这是提升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根本保证和基础。
第二，因地制宜制定不同城市群三元系统耦合协调精准提升策略。京津冀城市群，应充分的发挥北京的集聚经济优势，从而推动传统产业体系升级，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低碳低污染新发展模式。同时应建设城市企业间帮扶政策，发挥北京市HL集聚地区的“涓滴效应”，给京津冀其他城市带来先进的绿色创新产品、技术及管理经验，带动其产业体系转型和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粤港澳大湾区中，深圳市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处于高低集聚区域，应加强深圳市与周边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助力周边城市提升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水平。
第三，京津冀城市群应继续提升经济集聚水平，积极发挥集聚的正外部性促进京津冀城市群产业体系升级和经济绿色发展，为地区经济健康积极发展提供稳定的集聚动能。京津冀三地产业高质量发展各具优势，但与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产业链供应链水平依然不高，特别是缺少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因此，京津冀三地需进一步推进产业转移协作，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积极探索培育和形成世界级产业集群的现实路径。
第四，制定统一的绿色发展规划、加强政策协同。京津冀地区城市绿色经济效率明显低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为提升京津冀地区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京津冀三地应共同制定统一的绿色发展规划，明确绿色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措施，确保各地区在绿色发展上形成合力；京津冀三地应加强政策协同，共同出台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措施，如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推动绿色产业在三地的协同发展。
第五，鉴于固定资产投资负向影响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协调水平，在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时，应设定环境准入门槛，并加大对第一、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1]张明斗，闫昱睿. 低碳战略能否增强城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3)：24-37.
[2]张伯旭. 北京高水平发展需解决的问题及关注的方面[J]. 北京社会科学，2022(8)：43-45.
[3]谢永乐，王红梅.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协同绩效”评估[J].北京社会科学，2022(11)：46-60.
[7] 韩峰，阳立高.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怎么样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个集聚经济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框架[J]. 管理世界，2020(2)：72-94+219.
[8]张华，梁进社. 产业空间集聚及其效应的研究进展[J]. 地理科学进展，2007(2)：14-24.
[9]黄庆华，时培豪，胡江峰.产业集聚与经济高水平发展：长江经济带 107 个地级市例证[J].改革，2020(1)：87-99.
[14] 刘满凤，谢晗进.中国省域经济集聚性与污染集聚性趋同研究[J]. 经济地理，2014(4)：25-32.
[16]谢丽娟，丁焕峰，王露.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空间效应与作用机制[J].广东财经大学学报，2023,38(02)：19-31+59.
[17]周侃，王强，樊杰.集聚对区域让水受到污染的东西排放的影响及溢出效应[J].自然资源学报，2019(7)：1483-1495.
[18] 周清香，李娟娟. 经济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J]. 统计与决策，2023(12)：138-142.
[22] 石映昕，杨云霞. 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3(1)：1-17.
[23]余泳泽，孙鹏博，宣烨. 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影不影响了产业转型升级?[J].经济研究，2020(8)：57-72.
[25] 郑小强，蒲泱竹. 成渝双城经济圈产业体系升级与环境效率基于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J]. 软科学，2021(11)：58-64.
[27] 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体系变迁对经济稳步的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 经济研究, 2011(5)：4-16+31.
[29] 李海奇，张晶. 金融科技对中国产业体系优化与产业升级的影响[J]. 统计研究，2022(10)：102-118.
[30] 廖正方，王丽. 金融科技与京津冀地区产业体系升级[J]. 北京社会科学，2023(5)：22-32.
[31] 张哲华，钟若愚. 数字化的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城市低碳转型[J].中国流通经济，2023(5)：60-70.、
[32] 苑凯，胡彪，牛亭云.区域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时空演化分析以京津冀地区为例[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9)：1-10.
[36] 宋金昭，胡湘湘，王晓平等.黄河流域新型城镇化、产业体系升级与绿色经济效率的时空耦合研究[J].软科学，2022(10)：101-108.
[38] 钟坚，王锋波.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优化升级的实证研究基于准自然实验分析法[J]. 经济问题探索，2022(11)：143-161.
[39] 王文彬，廖恒. 新型基础设施怎么样影响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发展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J].财经科学，2022(8)：93-105.
[40] 李林威，刘帮成.区域协同发展政策能否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问题探索，2022(10)：77-9.
【作者简介】 刘照德（1970），男，湖南武冈人，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统计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郭广珍(1978-)，山东省东平县人，广东财经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2AJL005）数字基础设施驱动跨区域共同富裕的机制创新与效应检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