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德里是一座极其特殊的都市，它兼具繁华与混乱，既有活力四射的一面，又固守着印度这一个国家的某种传统。它贫富差距惊人，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有人在这里堕入贫民窟。贪婪、暴力、焦虑和边缘化，成为理解这座城市的关键词。
“德里痴迷于金钱，金钱是这座城市唯一理解的语言，要让自己脱离其庸俗和对金钱的执着，就需要花很多钱。这是一个自我挫败的奇怪逻辑。”
“人们总是假定：一个明显正在致富的群体，其内心生活应该和外部的经济指标一样一帆风顺，但在这个新兴世界的大都市，加速的变化经常成为一场让人混乱的。人们赚的钱越多，事情越不可理喻。”
“如果我们曾经认为这座城市可以教给世界另外的地方如何在21世纪生活的话，现在我们要失望了。土地抢夺和习以为常的腐败后来变得明目张胆；精英的权力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肆意扩张；所有曾经的缓慢、私密和独特都变成了快速、巨大和同质——已经非常困难再梦想一个能给人惊喜的未来了……这座城市不再是正建造一个能鼓舞世界的天堂，而是努力把自己从地狱的边缘拉回来。”
被恒河支流亚穆纳河贯穿全城的德里，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公元13世纪，突厥人在此建立延绵三百年的德里苏丹国，也让大量中亚文化风俗被引入。16世纪初，莫卧儿帝国建立，并于1638年迁都德里。英国人在19世纪中叶的到来，让德里的文化更加独特，北印度文化、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和文化乃至西方文化杂糅。
在获得独立后的几十年间，印度经济始终在尼赫鲁设计的框架之下，与被殖民时期的自由资本主义相反，尼赫鲁学习了在日本和苏联发生的高速工业发展，觉得只有国家才有能力高速推动经济扩张到足够的程度。他设计了一个封闭且以国有化为主导的计划经济体系。但这个体系只能成为既得利益者进行权力寻租和垄断的工具，腐败横生，同时产品和服务质量都极其低劣，物质短缺严重。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政府在无力解决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者提供紧急贷款的前提是印度政府一定要进行彻底的自由市场改革，在此后的改革中，外资得以进入印度，这个封闭数十年的古老国度开启了私有化和全球化进程，也开启了“南亚奇迹”，德里的蜕变从此开始。
《资本之都》中写道，最先带动德里经济起飞的行业是业务流程外包，这也是印度全球化的标志。业务流程外包即BPO，基于现代通信，一个公司的不同职能不需要在一个地方执行，而可以被分配到全球各地，所以许多非核心业务会被转移到薪酬较低的地方，节省大量成本。这种职能的重新分配早已在其他几个国家出现，但却是市场自由化之后的印度企业家们首先将这种理论变成改变世界的现实。
印度的BPO行业最早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印度公司开始为美国和欧洲的客户提供数据处理和客户服务支持等业务，这些服务涵盖了各种领域，包括银行、医疗、零售、电信和航空等。
由于德里有着大量受过高等教育，会说英语，但又没办法找到工作的年轻人，外包业迅速在这个城市兴起。
“车喇叭不断地响着，因为车流不是让你随波前进的顺流，而是需要劈出一条路来的丛林。人们开车的方式好像别人都是敌人，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凡是没有开足马力抢占的空间或机会，都会立刻被其他人抢走。你在这里会看到，红灯时，任何一个人都在到处张望，以确保别人不能耍滑头抢占自己的先机。有些在前面的车就这样直接开过路口，穿过对向的车流——这些人希望在诸如交通信号灯这种对老百姓的限制中维护自己的自由。其他车也都一心一意地往前挪，占领每一寸能占领的路面，努力挡住旁边的车，不让别人在红灯灭了的时候超到他们前面去。”
这种“乱”早已成为德里的标签，暴力和性犯罪也令人们陷入惊慌和反思。更深层次的问题则在于德里经济结构的底色。它固然是一座充满机会的城市，但大多数机会仍然诞生于不够市场化、权力缺少约束的社会形态之下。
因为市场化并不彻底，始终被政治和种族等因素掣肘，所以德里的任何行业，本质上都是特权与关系在左右，这就导致德里在腐败中不能自己。同时，因为财富源自于特权，富人也不可能对底层有任何尊重，反而固化了印度原有的阶层问题。
也正因为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德里乃至印度的基础设施从来都未曾为穷人考虑过，穷人从自己的家园被驱逐也是常有之事，伴随而来的是新建起的公寓与写字楼。《资本之都》以大量篇幅阐释了一个事实：印度经济的部分推动力来自于企业对农村的土地侵蚀。
原本印度的土地集中于农民手中，个体拥有的土地少，也并不愿意出卖，企业想要合法获取大片土地的可能性为零，因此腐败政府和寡头通过巧取豪夺，肆意践踏农民利益，制造大量冲突，也使得众多农民沦为赤贫，只能流亡于城市的贫民区，德里的人口剧增，正是因为这些失地者。
“德里被房地产这种很特别的财富所主宰。房地产是一场争夺，假如没有在政治家、官僚和警察之间用有偿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广泛的网络，几乎是不可能大规模经营的……犯罪和暴力行为普遍升级，而历经这一切并获得了新财富的人强大而可怕。他们了解如何挟持国家权力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有警察和可怕的勒索帮派支持。”
2010年在德里举办的英联邦运动会，原本被视为印度向全世界展现德里现代化一面的契机，但实质上却是一次工程腐败的高潮。印度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的改造升级，充满各种权钱交易。富豪家族通过政治关系和贿赂获得项目，再以高价分包，承包商付出巨大价格承包后，当然只会以最低成本、最敷衍的态度进行工程。运动会结束两年后，这些工程已经破败不堪。这并非孤例，德里随处可见破败基建，它们正是腐败的产物。
医疗服务系统的腐败，甚至连中产阶级都被波及。上世纪90年代后，私立医院成为德里的主流，它们由德里的富豪家族控制，从土地获取到医院兴建，背后都有他们与政府官员的权钱交易。这些医院挖走了公立医院的大量医生，同时将盈利置于救人之上，病人必须忍受各种毫无必要的重复检查和治疗，使用昂贵的设备的药品，生病后便破产成为中产阶级的噩梦。
无论富人还是穷人，都抱着“我不占便宜就会被别人抢走”的心态全力争夺资源，金钱成为“这座城市唯一理解的语言”，以至于“要让自己脱离其庸俗和对金钱的执着，就需要花很多钱”。
德里人很清楚，“印度一半的混乱都是官僚系统故意的策略。因为如果事情都很有效率，就没理由要付钱贿赂了”，所以底层都痛恨体制的腐败，但他们又争先恐后希望进入体制，满足自己对特权的渴望。这甚至导致了一个奇异的悖论：“腐败的政治是对社会其余部分残酷惯性的纠正，因此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是绝望的理由，而成了希望的大多数来自。”
伴随这种逐利思维的，是南亚文化里因守旧而产生的荒诞。比如有不少印度人将水资源的污染归咎于英国人建立的自来水系统，他们都以为在此之前，印度人在水井和河中取水，看得见水源，也清楚自己未来还要依靠水源，因此会加以保护，但英国人在德里建立自来水系统后，让人们有了“一扭就有、取之不尽”的错觉，继而对待环境愈发凉薄，也使得德里和水资源变得肮脏。
这种推卸责任的思维方法，其实存在着南亚文化的基因。拉纳·达斯古普塔在某一些程度上也认同这一点，正如他所言：“德里的玩世不恭源于它的历史，还有它散发着的一种古老的感觉——让你觉得人类世界的存在就为了偷窃、毁灭和亵渎所拥有的东西”。
不过，拉纳·达斯古普塔依旧试图将“现代化”与印度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所以他慨叹“在许多方面，进入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对这个国家所有伟大的根基来说是一场耻辱的溃败，并且产生了一种自相矛盾的后遗症。”
道德败坏真的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吗？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个说法或许并不成立。但毋庸置疑的是，在德里这片土地上，最终作用于印度劳动力身上的力量是全球消费主义的逻辑：新、快、廉价，这种逻辑是无情的。
女性面对的情况更为艰难，媒体将德里称为印度的“之都”，因为它的性侵发生率高到吓人。而且，“21世纪早期的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发生的场所是公共场所，并和虐待结合在一起，相当可怕。每桩案似乎都在竭力挖掘残忍的可能性，同时耸人听闻的性暴力慢慢的变多地占据了这座城市的媒体和居民的谈话内容……女性新近拥有的行动自由不仅使她们成为印度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偶像，更成了其替罪羊。”
在这背后，是印度女性所背负的民族主义责任。《资本之都》中写道，19世纪时，男性和女性的性别角色开始分化。商业和政治受到殖民控制，意味着男性为了从事自己的事务不得不妥协并改变印度式生活——在外屈服于英国的法律、语言、着装、技术和社会习俗。于是民族主义的责任落到了女性身上，她们要代表其他人来保持印度的纯正存在，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置身于已经腐化的公共领域之外。“女性要留在家里，把家维护成一个精神纯净的堡垒，能够抵御对灵魂的殖民，成为已婚男性获得重生的庇护所。”
于是“精神纯净”的概念撑起了一张情绪和历史的大网，并将印度女性禁闭在其中。这就是女性形象在印度整个20世纪的大众文化中被神圣化的原因。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印度本身的基石。如果女性放弃了她们在家里的角色，那么印度文化将无法与世界上其他没有宗教信仰的地方文化相区别。
也正是因为这种神圣化，反而使得无数男性没有办法接受女性步入社会。拉纳·达斯古普塔写道：
“‘印度文化’对于完美家庭妇女形象的崇拜，因为这种崇拜在某一些程度上暗含着对‘公共’女性的憎恶，并且当‘公共’的两种含义（在公共场所的和公有的）被运用到女性身上时，会不可避免地被混为一谈。暴力的出现并非来自没有文化或价值观的男性，而恰恰来自最在意这些事情的男人。”
结果，对女性的暴力不仅仅来自没有教养的少数边缘群体，也来自主流社会以及任何社会阶层。在经济开放后，“女性应该恪守印度传统，不应该出外工作抛头露面”这种想法在德里反而得到了慢慢的变多支持。
底层过得艰难，中产阶级也陷身于困境。拉纳·达斯古普塔在《资本之都》中写道：
“对于印度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来说，简单生硬的唯物主义叙事认为他们现在的收入已经是二十年前的很多倍，他们的快乐也一定会增加很多倍。但很多把生活里的快乐夺走的东西也在那一段时间里相应膨胀，实际上，很多人在精神层面并没有一点获益。人们确实能愉快自由地赚钱和花钱，但相应的保障却很少——如果发生了什么坏事，只能自己应对。”
尼采曾指出，他那个时代的人都痴迷于经济的迅速增加，殊不知，如此心态只会掩盖生命徒劳无益的真相，耗损人原有的价值，功利主义便是19世纪诸多空洞宗教的替代品之一。
这个观点在现代社会同样成立，人们为了所谓成就，只能不断拼命奋斗，要维持一种生活方式，就必须付出巨大代价。米什拉反抗的也恰恰是这种经济学乐观主义，他不认为随着所有人一直增长的开支，所有人的利益也必然会增长。他甚至认为情况恰恰相反，所有人的开支将累积成一种总体损失：人将变得更渺小。
德里乃至印度面对的正是这样的一个问题，《资本之都》认为：“印度‘继承了’全球化，就如同某人继承了一项遗产——既充满了新的经济可能性，又满是撕裂的丧亲之痛。”
但资本的进入显然不是问题的全部，《资本之都》越是强调资本带来的副作用，反而越揭开了一个冷酷事实：印度自身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导致其无法建立配套社会机制（比如穷人的福利保障）去制约资本逐利的一面，反而因为等级制度的存在，使得权力侵蚀市场，权力寻租成为“标配”。
“可能有的人觉得，像德里这样一个不平等根深蒂固的地方，会孕育出对民主的渴望，但事实不是这样。德里人的幻想是封建式的。即使是那些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会权利的人，也非常尊重有权阶级的特权。他们或许是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同样享受那凌驾于法律和习俗之上的特权。”
这并非德里乃至印度独有的命运。《资本之都》阐释了一个事实：一个拥有炫目财富和复杂文化的地方被殖民政权接管，财富和文化遭到动摇并被推翻，巨大的权力斗争导致了一场种族灭绝的灾难。还有一个后殖民政府着手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经济工程建设项目，却最终让自己疲惫不堪，并让路给了充满了许多活力的自由市场反弹力量。这一个故事只要稍加变化，正是这样一个世界的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