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在《赡养人类与废弃的生命》一文通过对鲍曼的社会学论著《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与刘慈欣科幻作品《赡养人类》所呈现的社会问题进行洞悉、细剖，即在哥哥文明、地球文明以及我们的世界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教育、技术和私有财产神圣三者的关系如何？同时，作者亦在文本探究剖析这三个互相关联和重叠的文明世界存在着的“过剩人口”、贫富分化与等级规划区分、工业废弃物与人类废弃物之间的共生关系以及生产力主导的社会与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根源、意义和影响。
这篇文章谈论的问题很有深度，我们编辑就想让最近很火的deepseek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请用500个字粗略地介绍一下梁治平的《赡养人类与废弃的生命》这篇文章。
DeepSeek 给出了回答：梁治平的《赡养人类与废弃的生命》探讨了现代社会中人类生命价值的分化与不平等现象。文章指出，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进步，人类社会逐渐分化为“赡养人类”和“废弃的生命”两类群体。前者指那些可以通过自身能力或资源获得社会认可和保障的人，后者则指那些被社会边缘化、失去经济价值或被视为负担的群体，如老年人、残疾人、贫困者等。
梁治平认为，这种分化源于现代社会对效率和利益的过度追求，导致生命价值被简化为经济贡献。社会倾向于支持那些能够创造财富或维持生产力的人，而忽视或抛弃那些不足以满足这一标准的人。这种趋势不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还引发了伦理和道德危机。
文章进一步反思了这种生命价值分化的后果，指出它可能会引起人类社会的异化和道德底线的丧失。梁治平呼吁重新审视生命的价值，倡导一种更加包容和人性化的社会伦理，关注每一个生命的尊严和意义，而不单单是其经济效用。
通过这一分析，梁治平揭示了现代社会中隐藏的生命不平等问题，并提出了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深刻思考。
DeepSeek提到“现代社会中隐藏的生命不平等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涉及到了人工智能，于是我们给deepseek出了一个难题：
看来，关于人工智能的问题把AI难住了。那么，我们仍旧是好好地 阅读梁治平的《赡养人类与废弃的生命 》这篇文章吧！
能有读者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个题目里包含了两个书名。是的，它们是刘慈欣的《赡养人类》和齐格蒙特·鲍曼的《废弃的生命：现代性及其弃儿》。我相信，即使没有读过这两本书的读者，对这两位作者的名字也大多耳熟能详。只是，同样是生活在当代的这两位作者，其生活背景与人生经验迥异，具体到这两部作品，一个是想象未来的科幻短篇，一个是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社会学论著，他们/它们之间的交集点在哪里？把这样两部内容与性质都迥然不同的作品放在一起阅读，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怎样的思想启示？
《赡养人类》发表于2005年，是一篇只有两万多字的科幻小说。它透过一个职业杀手的行迹，讲述了一个人类应对外星文明入侵的故事。故事有两条线索，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由杀手滑膛的经历串联起来的人与事，这是故事的主线，构成这一个故事背景的，则是由入侵者转述的外星文明的“衰亡”史，正因为这段历史，两个相距遥远的文明最终在地球相遇，进而引发了将杀手滑膛也卷入其中的一系列离奇事件。
故事的开始，是杀手滑膛去见他的委托人，接受一桩杀人买卖，结果他发现，他的委托人是十三位超级富豪，而他们要他去“加工”的“工件”，却是三个性命如尘埃一般的男女：一个流浪汉、一个居无定所的穷画家和一个在城市垃圾堆里讨生活的年轻女子。所有这一切都显得不同寻常。为了解答他的疑惑，委托人们接下来的举动更令人不可思议：他们驾驶满载钱箱的汽车上街，向他们遇到的每一个穷人发钱——流浪者、在街头揽活的农民工、捡拾废品的孩子，每人一百万元，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外星人问他们有多少财富的时候，他们要如实以告。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强大的外星文明决定要把地球据为己有，原有的地球人将被全数迁往澳洲，由外星人“赡养”，其生活标准则由目前地球人中的最低生活标准决定，没有人能获得更多，也没有人得到更少。于是，为了将来不落入犹如流浪汉一般一贫如洗的悲惨境地，世界上的富人们不得不立即行动起来，赶在外星人实施全面的社会调查之前，在全球范围内散财，他们称之为“社会财富液化”，尽可能抹平现有的贫富差距，冀以提高地球人（当然，首先是他们自己）未来的生活福利水平。问题是，总有那么一些“变态的”穷人，也许是因为被“阶级仇恨”的“扭曲”心理所支配，要么拒绝施舍，要么收了钱还谎称自己一贫如洗。对于这类人，就只能采取消灭手段了。滑膛被要求解决的，就是这一类的麻烦。
读到这里，人们可能要问，入侵地球的外星文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文明？他们为何需要占据地球？对这个问题，担任“社会财富液化委员会”主席的朱汉杨语焉不详，他只知道，这些入侵者其实是一群“逃荒者”，他们在自己的星球无法生存下去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那么，又是什么让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不得不流浪宇宙，历尽艰辛来到地球？
很快，滑膛从一个现身地球的外星人口中得到了答案。意味深长的是，话题竟然又是同贫富问题有关，他们的谈话也由此切入。“你们那儿，也有穷人和富人吗？”滑膛问。“当然有。”外星人微笑了一下说。他告诉滑膛他本人就是穷人，与他同来的十亿外星人也都是穷人。接下来，他给滑膛讲了一个发生在他们那个星球上的“穷人和富人的故事”。故事梗概如下：
像在地球一样，他们那里也存在贫富不均现象，但是起初，总的来说，穷人和富人都不是太多，二者之间尚能维持平衡，而且人们也相信，随着社会进步，贫富差距会逐渐缩小。遗憾的是，后来的发展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进行。打破平衡的第一个因素是教育。起先，教育有助于改变人的命运，增强社会流动，但后来教育费用越来越昂贵，逐渐成了社会精英子女的特权，再往后，技术进步带来的变化几乎完全改变了教育的含义。这时，人们通过教育获得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和技能，而是堪比计算机储量的巨量知识，是成倍放大的智慧、深刻的思想，甚至完美的心理、性格和艺术审美能力。自然，这样的教育极其昂贵，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负担。结果，拥有超级教育的少数富人与无缘于此的广大穷人就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种人。这是继人猿分离之后人的第二次进化，而这次进化所凭借的，不是自然选择，而是“另一条同样神圣的法则：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在他们那个星球，这项法则由一个叫社会机器的系统维持。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机器执法系统，不但极为高效，而且绝对公正。只要是合法财产，无论属于富人还是穷人，都一视同仁，予以严格保护。在这种情形下，那个星球上的财富就不断地向少数人集中。而与此同时，技术进步还导致了另一件事：有产阶层不再需要无产阶层了，所有以前需要人来承担的工作都可以由机器人完成。经济与社会的这种变化进一步加速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速度。据这个来自外星穷人的说法，在其曾祖父的时代，全社会60％的财富掌握在一千万人手里；在其祖父时代，世界财富的80％掌握在一万人手中；在其父亲的时代，财富的90％掌握在四十二个人手里；而在他出生时，这个外星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极致：99％的世界财富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这个人被称为终产者。他拥有整个行星的大陆和海洋，甚至那个星球的大气层，而他的20亿同胞则拥有那余下的1%。这20亿穷人住在各自全封闭的微型生态循环系统的住宅里，拥有“可怜的一点点水、空气和土壤等资源”，当然，他们也享受着社会机器提供的严格的私有产权保护。终于有一天，家庭生态循环系统开始大批量崩溃，许多无法呼吸的人不得不走出家门，闯入终产者的“家”。他们大口地呼吸着气味甘甜的新鲜空气，瞬间就花光了银行账户上的存款。这时，他们都变成了私闯民宅的罪犯，受到悬浮于空中的执法机器的警告。不过，这一次他们没有被立刻驱逐或杀死，相反，他们听到了终产者礼貌的声音。终产者说，他很欢迎大家到他家里做客，但现在全球已有近十亿人因生态循环系统崩溃而走出自己的家，来到他家，另外那十多亿可能也快来了。这种擅自闯入私宅的行为侵犯了他这个公民的居住权和隐私权，为此，社会机器采取行动终止闯入者的生命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他劝止了这种行动。因为他受过超等教育，是个有良好教养的人，即使是对违法闯入者也是讲礼貌的。但他希望闯入者能够设身处地为他想想，离开他的家。当然，他也知道在这个行星上大家实际上无处可去，所以他为大家准备了两万艘巨型宇宙飞船，可以装载二十亿人以光速百分之一的速度航行五万年。终产者最后说：“宇宙之大，何必非要挤在我这间小小的陋室中呢？”于是，他们被迫开始了恒星际旅行，为自己寻找新的家园。在历经艰险航行了三万年、损失了近一半飞船之后，终于有一万艘飞船和十亿人抵达了这个世界。
这个故事听上去十分离奇，但要理解其中的逻辑，无论对于滑膛还是我们这些读者，似乎并不是特别困难，毕竟，故事所涉及的社会构造与演化机制，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事实上，刘慈欣笔下的这个外星文明，与滑膛生活于其中的地球文明，同根同源，出于同一祖先。在早一点发表的另一部科幻短篇《赡养上帝》中，刘慈欣已经为这个外星文明的出现预留了伏笔。根据那里提供的线索，“上帝”母文明先后创造了包括地球文明在内的若干个文明，这些文明依循大体相同的生命演化和社会变迁路径发展起来，而此刻滑膛和他的地球同胞面对的入侵者，不是别人，正是最先被创造出来的哥哥文明。这个故事暗示，如果没有被入侵阻断，地球文明将步哥哥文明的后尘，朝着同一方向，走向同一终点。换句话说，哥哥文明的昨天，就是地球文明的明天。地球人在哥哥文明身上，可以看到自己未来的命运。问题是，哥哥文明的危机，可以通过发现并且占领地球来解决（至少暂时地解决，如果这可以称作解决的话），地球文明若遇到同样的危机，也可以用同样方式解决吗？且不说那时地球人是否有能力展开漫长且大规模的恒星际旅行，宇宙中是否还有另一个适宜地球人居住的星球等待他们去占领和开发，也是未知之数。这样想想，人们也许应该把视线转回自己，向内审视，仔细检讨地球文明的基本制度，尤其是与促成哥哥文明悲剧密切相关的那些制度：教育、技术和私有财产制度，重新认识它们的性质，弄清它们的作用机制，以阻止地球文明也走上这条不归路。
根据哥哥文明来客的叙述，他们也曾经历地球文明发展的这个阶段，那时，社会虽也有贫富分化，但一切尚可接受，局面并未像后来那样失去平衡。造成根本改变、令以往的一切无以为继的，据说是教育和技术进步，更确切地说是二者的结合。因为它们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贫富分化，而且固化了这种分化，同时还赋予这种分化一种新的含义，最终造成唯一富人终产者同二十亿穷人分享（最后是终产者独享）同一个星球的畸形且荒谬的局面。在指出教育和技术这两个关键因素之后，哥哥文明来客提到了决定这一历史进程的第三个因素，那就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根据他的说法，这是堪比自然选择原理、造成人（当然是哥哥文明中的人）的第二次分化的另一条神圣法则。听到这里，作为读者，我们可能想知道，教育、技术、私有财产神圣，这三者的关系究竟怎样？在上面这段历史的演变过程中，它们孰轻孰重？各自或者共同如何发用，促成最后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书中人物的叙述十分简略，不足以提供清晰完整的答案。要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依据常识略作推论和补充。
以哥哥文明的发展来看，教育之所以突显出来，成为社会分化的强力催化剂和固化剂，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不论其本身是什么，至少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教育的性质，从而赋予教育与过去大不相同的意义；二是用机器人全面取代生物人，从而改变了经济生活及其与人类的关系。比较起来，技术的重要性似乎更为突出。技术进步往往带来社会多方面的改变，影响深远。诚然，技术进步离不开教育，其发展与应用也或多或少地受制于教育与文化。尽管如此，技术仍可能是更活跃的要素，尤其是在技术进步超过某个阈值之后，它可能极大地加速社会变化，甚或把社会推向某个不可逆的方向。那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与制度呢？作为促成人的第二次进化的神圣法则，它同教育和技术进步是什么关系？就人类文明演化而言，私有财产制度固然重要，但其出现却相当晚，然而，若着眼于人的“第二次进化”，其出现又似乎太早，如果没有教育与技术进步在社会发展的某个特定阶段共同发用，它本身并不足以引发或促成人的“第二次进化”这样的重大变革。这样说来，教育、技术和私有财产制度这三者，其中任一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发生在哥哥文明身上的那种改变，造成那种改变的，只能是这三者的互动与结合，其方式也一定十分复杂。不过，如果简化整个图景，找出其中最具根本性的一环，那一定是私有财产制度了。按照一位心理学家的看法，所有权观念是由动物的占有意识和行为发展而来，而它一旦形成，便牢牢支配了人类社会，主导了文明进程。人类社会的其他制度，包括教育与技术，无不在此背景之下获得发展。就此而言，所有权的观念与制度是根本性的，是文明存续的基础。而在所有权的各种形式中，私有财产制度最为发达，也最具正当性，至少在哥哥文明所经历的那些重要时刻是这样。在其对聚集在他“家”里的十亿穷人发表的最后告言中，终产者不乏真诚地说：
你们没有理由恨我，得到这幢住所，我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我从一个经营妇女卫生用品的小公司起家，一直做到今天的规模，完全是凭借自己的商业才能，没有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所以，社会机器在以前保护了我，以后也会继续保护我，保护我这个守法公民的私有财产，它不会容忍你们的违法行径……
倘若没有拜技术进步所赐的高效严明的社会机器，单靠对私有财产神圣原则的信念，这一个富人对二十亿穷人的局面能否维持大可怀疑。尽管如此，终产者最后这一席话还是表明，这一作为哥哥文明宪法第一原则的财产法则，是这个星球具有最高正当性的道德和法律准则，绝对不容侵犯。哥哥文明的贫富分化最后发展到这一步，根本上也是因为存在这样一条神圣法则。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那位哥哥文明来客才把它与自然选择相提并论，说它是造成人的第二次进化的“另一条同样神圣的法则”。
说到人的第二次进化，好奇的读者一定要问：何谓第二次进化？贫富两极分化何以成为人的另一次进化？如果说第一次进化是人与猿的分离，难道这一次是新人类产生、告别旧人类的进化？不错，在教育与技术的共同作用下，一种过去只存在于神话世界中的前所未有的超级人类产生了。只是，因为私有制以及与之相伴的贫富分化的缘故，这种进化只限于人类的一小部分，也就是说，这是基于人类内部分化的一次进化：进化成为超级人类的少数富人，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常人或普通人相分离，蜕变为一个新的物种。是的，一个新的物种，你没有听错。就像技术进步彻底改变了教育的性质一样，通过超级教育创造出来超级人类，也让社会分化具有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关于这一点，哥哥文明的来客说得很清楚：
完成超等教育的人的智力比普通人高出一个层次，他们与未接受超等教育的人之间的智力差异，就像后者与狗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同样的差异还表现在许多其他方面，比如艺术感受能力等。于是，这些超级知识阶层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而其余的人对这种文化完全不可理解，就像狗不理解交响乐一样。超级知识分子可能都精通上百种语言，在某种场合，对某个人，都要按礼节使用相应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在超级知识阶层看来，他们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就像我们与狗的交流一样简陋了……于是，一件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富人和穷人已经不是同一个物种了，就像穷人和狗不是同一个物种一样，穷人不再是人了。
上面这段叙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隐匿在教育、技术和私有财产原则后面但比它们更具基础性也更根深蒂固的东西：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一种基于人与动物截然两分的认知模式，以及一种与这种世界观和认知模式相匹配的物种优越意识。它们不像教育、技术和私有财产制度那样浮在表面，但对文明的影响同样深远甚至更为根本。意味深长的是，它们的形成、发展与文明的进程同步，也与私有财产观念以及制度的产生、演变相呼应。比如，人类与动物关系的第一次重要改变始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变，同一转变同时也促成了私有财产制度的建立。而与人相分离、被留在“自然”界的动物，从那时起便由人的伙伴、竞争者甚至崇拜对象，降格为所有权的客体，成为人的财产。自然，被视同动物、当作财产对待的，也包括一部分“人”。在地球人类的历史上，这种做法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不久之前才有所改变，至少，按照现在通行的文明准则，把人当作物或财产的做法不再具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正当性。然而，这种改变对人与动物的固有界分没有丝毫影响，相反，人类在高扬人权旗帜的同时，动物被进一步降格，变成生产各种满足人类需要的产品的机器。结果，一旦某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人，或者干脆被视同动物，他们受到各种残酷对待也就顺理成章了。实际上，这种人与动物关系的存在为一部分人以非人待遇对待另一些人提供了正当性。恰如哥哥文明来客所说：“当双方相同的物种基础不存在时，同情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位来客的说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无论哥哥文明的技术进步发展到了何种程度，他们依然保有阿甘本所谓“人类学机器”之类界分人与动物的社会-文化机制，保有我们熟知（甚至因为熟知而无觉）的那种人与动物的界分。如果说技术进步改变了教育的性质，财产原则导致了人的第二次进化，进而促成一种新的分化，“人类学机器”和物种歧视则形塑和固化了这种结果。二者相互结合，交织发用，不仅奠定了哥哥文明的基本秩序，也为终产者的行为提供了最终的正当性依据。
讲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说，你讲的这个故事，究竟是哥哥文明的，还是地球文明的，甚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就算哥哥文明的故事可能预示了地球文明的明天，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又有什么关系？毕竟，哥哥文明的发达程度远超我们能够想象的程度，就是滑膛生活的世界也是出于小说家的虚构，怎可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的确，为了完整呈现故事的逻辑，我在上面的讲述和分析中带入了当今人类的一些经验，从而模糊了刘慈欣笔下的两个文明同当今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的界线。然而，我这样做并非没有理由。如前所述，按照小说家的设定，哥哥文明与地球文明属于同类型的文明，后者所处的阶段前者也曾经历过，而且直到末了，它仍然保有其中某些最重要的因素，如私有财产原则和物种歧视原则。同样重要的是，二者有同样的演化机制，以至于生活在远为落后的地球文明中的滑膛要理解发生于哥哥文明的一切并无特殊困难。至于刘慈欣笔下的地球文明，也就是滑膛生活于其中的世界，除了面对哥哥文明入侵这一点外，跟我们当下的世界一般无二。这是个私有财产制度占支配地位的世界，所有权观念更是深入人心，有着无可置疑的正当性；自然，这也是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而且这种分化也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程度。在故事开始不久，滑膛在找寻“加工”对象时来到了城郊的大型垃圾场：“在不远处，大都市如一块璀璨的巨大宝石闪烁着，它的光芒传到这里，给恶臭的垃圾山镀上了一层变幻的光昏。”而“从拾到的东西中，拾荒者们也能体会到那不远处大都市的奢华：在他们收集到的腐烂食品中，常常能依稀认出只吃了四腿的烤乳猪、只动了一筷子的石斑鱼、完整的鸡……”而这只是这个城市三十万拾荒大军最底层的世界，因为拾荒者中也是等级分明：能够重金买通保安、进入高级别墅区的是拾荒者中的贵族；能够把控市区垃圾中转站的则是中间阶层；余下的大多数拾荒者只能在郊外垃圾场等着垃圾车来时一哄而上。显然，财产权及其衍生原则也支配了这个世界。有意思的是，这段描写也让人类进化中物种变异的图景变得隐约可见：
当天最后一趟运垃圾的环卫车来了，当自卸车厢倾斜着升起时，一群拾荒者迎着山崩似的垃圾冲上来，很快在飞扬尘土中与垃圾山融为一体。这些人似乎完成了新的进化，垃圾山的恶臭、毒菌和灰尘似乎对他们都不产生影响，当然，这是只看到他们如何生存而没见到他们如何死亡的普通人产生的印象，正像普通人平时见不到虫子和老鼠的尸体，因而也不关心它们如何死去一样。
这些似乎经由“新的进化”变异的生命犹如“虫子和老鼠”，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完全无足轻重。而他们与垃圾为伴、在垃圾堆里讨生活这一事实，也极具象征性地表明，这些人本身就是被社会弃置的垃圾。对那个也许是繁荣的“正常”社会来说，他们是不合格的、没用的、多余的，用齐格蒙特·鲍曼的话说，他们是“人类废品”(human waste)，或曰“废弃的人口”(wasted human)、“废弃的生命”（wasted lives）。而在鲍曼看来，这种现象的出现，原本就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与现代性相伴而生。从这里，我们便从文学转入社会科学，从小说家虚构的未来文明，进入学者观察和分析的现代社会。这时我们会发现，科幻作家看似无疆的想象并非无根，那些似乎遥远的未来距离我们也未必很远。
《废弃的生命》开篇写道：“我们的星球已经满载。”但作者马上解释说，这句话同自然地理无关，甚至与人文地理也没有关系。因为一方面，地球已经在物理意义上人满为患，但是另一方面，很少人居住甚或无人居住的地球面积反而增加了。作为这种满载现象的一个显著表征，便是有大量的人口过剩，成为多余的人。这里，所谓“多余的”和“过剩的”，是“指那些不能或者人们不希望他们被承认抑或被允许留下来的人口”。根据鲍曼的分析，这种多余人口的产生，主要由三种改变促成：第一种出于“秩序构建”(order-building)；第二种出于“经济进步”(economic progress)；最后一种则是全球化。
秩序构建的特点是设计，而设计之所以被需要，正是因为要创造某种新事物，这恰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思维随着世界可以改变这一思想而生。现代性就是抛弃并决定改造现有世界”，以至于“现代历史因此就是设计的历史”。不同的设计产生不一样的秩序，而“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适合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这也是设计的本性，因为“设计的根本策略和肯定结局就是将世界上的东西分成‘举足轻重’和‘无足轻重’的，‘有用的’和‘无用的’”，其“目的是让‘好的’多一点空间，让‘坏的’少一点或没有空间。是‘好’使得‘坏’成为了‘坏’。‘坏’是进步的废弃物”。而“当设计人类团结的模式时，人就是废弃物。有些人不适合设计的模式，也不能被安置于其中。也有一些人玷污设计的纯洁性，混浊其透明性”，因此应该被排除出去。
设计、构建和整顿秩序的行动通常要借助于规则、尤其是法律来完成。法律本身就是设计，“是为一个清晰规划界限，清楚标记、绘制并作出路标的生存环境而制的蓝图”。这里，鲍曼引用阿甘本的观点，谈到法律包容与排斥和划分内外的权能。正因为能够规定“界限之外”，法律才“为那些被排除在外的、被循环为人类废品的人提供一个垃圾堆放场”，并以这种方式获得了法律的普遍性。鲍曼还提到阿甘本取自古罗马法的概念“牲人”。“牲人”的生命毫无价值，他们既不受世俗法保护，也没有神法上的地位，所以杀死他们既非犯罪也非渎神。在阿甘本的描述里，这种人是被法律排除在外的典型范例，而在鲍曼的叙述中，他们是因设计和秩序建构而产生的人类废弃物的主要类型。在现代历史上，他们是主权国家在秩序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民族国家主张自己有权界分秩序与混乱、有法与无法、公民与“牲人”、从属与排除、有用(合法)的产品和废弃物，而“筛选、隔离和处理秩序构建中的废弃物已（成为）整个国家机器的首要事务和主要职责”。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那些缺乏公民身份的“无国家的民族”，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巴勒斯坦人、巴斯克人和散居在外的犹太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压迫甚至灭绝”（阿甘本）。
“牲人”之外，人类废弃物的另一种表现是所谓“过剩人口”，其早期形式是移民：那些在其本国活不下去或活得不如意的众多人口到世界各地讨生活，通常是从较发达地区流向较不发达地区，如欧洲人去往非洲、美洲、澳洲和亚洲。“现代”同时也是大移民时代，这一点并非巧合。与此并行的一种现象便是，欧洲人大量涌入的某些地区如美洲，要么被视为“无人区”，要么变成“无人区”，而这些地区的原住民则因感染入侵者带来的病菌、遭到屠戮或失去传统的谋生手段而死亡大半，小部分幸存者则被驱逐。换言之，为了容纳作为另一个世界多余人口的外来“移民”，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居民便成了需要处理的“剩余人口”。这个过程曾被移民的一方描述为正义的“荒地征服”和推动文明与进步的事业，而这一观念与论调甚至延续至今，鲍曼所举的例子是以色列政府为能使下一轮犹太移民定居而要把贝都因人驱逐出内盖夫沙漠所做的决定。
现在的“过剩人口”指的是这样一种人，他们不具有生产力，或更确切说，他们的生产力不能被社会所利用，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消费力又严重不足，是所谓“有缺陷的消费者”。对社会来说，这个数量正在不可抑制地增长的人群，“只是不断在增加支出,却没有增加任何收益”。与“不配生存的”的“牲人”不同，“过剩人口”不是建构秩序的设计的牺牲品，不是由主权者强制而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的群体，而是经济进步无意间造就的“附带受害者”。这样一来，这部分人类废弃物的产生便具有了非人类和纯技术的特征。与之有关的只是“贸易问题”“市场需求”“竞争压力”“生产力”或“效率”问题，这些似乎都不涉个人命令，因此也无须有人担责。但无论因为什么原因，一旦沦为“剩余人口”，变成多余的、无用的、没人想要的人，个体赖以维持其社会存在的自信和自尊就会被剥夺，其存在的意义也变得微不足道。按史蒂芬·查诺夫斯基的说法，“有组织的社会”惯常把他们视为行乞者、寄生者和入侵者。日本作家叶真中显写过一个犯罪组织，其头目是自称从事慈善工作的神代，他名片上的头衔是“非营利组织Kind Net代表理事”。在被问及具体业务时，神代笑着说:“我只是把没人要的东西捡起来换钱，跟资源回收差不多。”不过，这些“没人要的东西”或可回收的“资源”，不是别的，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过去也都是在公司上班的体面人，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失去工作，沦落街头，成了流浪汉。根据该组织成员之一，也是被神代收留的被告梶原仁的证词：“被我们拿来‘换钱’的那些人，老爹说他们是‘潜藏在社会中的弃民’，他们本来就是流浪汉，是一群被社会舍弃的人。他们活着也没什么用处，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连待在公园都会被警察赶走，只能躲在暗无天日的地方，被整个社会漠视。把这些大叔捡回来杀掉，让他们真正消失在社会上，其实也没什么不好吧？”这里提到了老鼠，把那些遭社会遗弃的人比作老鼠是很贴切的。其实，在“想为弃民们打造一个避风港”的神代眼里，他收留的弃民与动物无异，而他也是以对动物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弃民的：虽然决定要杀掉他们，但对他们也爱护有加。比如，对其中一个牺牲者怜司，他“从头到尾都将（之）视如己出”，“就像在用爱悉心照料一只食用猪”，“但杀他的决心也无比坚定”，“对神代而言，人类就是动物。宠物、家畜、猎物，他随心所欲地为每一只动物的重要性评分排序，生杀大权由他说了算，动物们只能任他操控”。《赡养人类》中有一个情节：滑膛的老板齿哥早年从人贩子手中购买残疾儿童，让他们上街乞讨，以此赚得他的第一桶金。为此，他甚至把一个健全的孩子“加工”成残疾儿童。人类历史上，儿童、残疾人和乞讨者都不具有人的完整性，这几种身份放在一起，可以产生叠加效应，能激发人们更大的同情心，但同时也强化了被同情者毫无用处的卑微身份。
第一点与贫富有关。根据流行话语造成的一般印象，全球范围内“剩余人口”的产生与高生育率有关，后者又常常与贫穷相关。但吊诡的是，那些受此问题困扰的地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原先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区，比如非洲。相反，富裕国家和地区如荷兰、英国和亚洲“四小龙”，其居住人口密度远超一般。造成这种反差的真实原因是，占世界人口少数的富裕地区人口消耗了世界的大部分能源，同时在各地留下各种污染，特别是工业加工后被弃置的有毒废物，以至于那些贫穷地区的“生命维持系统”难以承受当地的人口压力。这意味着，全球“人口过剩”的真正原因并不是穷人“过剩的”“多余的”生育，而是富人们的生活方式，那正是他们的政治和法律体制竭尽全力捍卫和保护的东西。从这一批判性视角得出的结论是：富人太多了。进一步说，真正的寄生者是富人，他们才是这个星球上多余的人。
第二点涉及工业废弃物与人类废弃物之间的共生关系。正像《赡养人类》里描写的拾荒者世界展示的那样，现实世界里也有一群一群的拾荒者，他们的生计和希望就建立在每日倾泻而来的各种垃圾之上，只不过，现实生活中的这幅图景尤为宏大，它以整个世界为舞台展开。鲍曼提到了有“全球最毒之地”之称的中国广东贵屿，说那里“和印度、越南、新加坡或者巴基斯坦等很多地方一样,居住着从经济进程汽车上摔下（或者被扔下）的农民”，然后他引用一位环保运动者的话说：
塑料残存物要么被燃烧，变成一堆堆有毒的灰烬，要么连同其他伴生的残余物一起被倒入河流，还有灌溉水道或田地。这是个原始而危险的工作。有毒废弃物渐渐侵入皮肤和肺，并渗入土地和水流。贵屿镇的土壤铅含量是被认为有害的铅含量水平的200倍。饮用水中的铅含量超过了世界卫生当局所规定上限的2400倍。
在政府的干预、规划和管理下，贵屿镇的电子垃圾拆解经济和污染状况开始有所改善，但在世界范围内，电子垃圾迅猛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并未得到缓解。据联合国不久前发布的第四版《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全球范围内产生的电子废弃物每年增加260万吨，2030年将达到8200万吨，比2022年增加33％。但是与此同时，有文件记录的回收再利用比例将从2022年的22.3％下降到2030年的20％。也就是说，不断增长的全球电子废弃物数量是有文件记载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数量的5倍。这种情形再次表明，垃圾制造与处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之一，这样的一个问题正因为全球化的到来变得更加尖锐和难解。
如前所述，现代性意味着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颠覆，但在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改变仅局限于世界上相对较小的区域，在此之外的大部分世界，则是有待现代化的前现代和欠发达地区。这种差异的存在，使得前者可以把后者当成垃圾场，倾倒自己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因为全球化把秩序建设和经济进步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以至于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在以不断增加的数量产生和倾倒“人类废弃物”。但跟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不再有适合其储存和潜在循环的“自然”垃圾倾倒处了。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个星球已经满载”。在这样一个时代，废弃人类的产生也有了新的路径与特性，难民的大量产生便是其突出表现之一。
作为全球化产物的难民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没有国籍的人，因为种种原因被迫离开故土，漂泊无定，并因此失去任何一种法律的保护，“无国可属、无地可立、无业可从”，“成为‘一名难民’意味着丧失社会存在所依赖的媒介，即能够传递意义的一整套普通事物和人——土地、房屋、村庄、城市、父母、财产、工作和其他一些日常性的标识。这些游荡、等待的人除了他们‘赤裸的生命’之外一无所有，他们生命的延续必须依赖于人道主义的救助”。作为“存在于全球边疆领土的人类废弃品”，绝对的外来者，他们被排斥于除地图上未加标记的任何地方之外，在配有瞭望塔的安全围墙外面。最后，“他们被回收并重新成为人类社会合法的、获得承认的成员的前景是暗淡的、遥不可及的”。
类似的排斥和封闭政策也被用到另一些人身上，这些人同为多余者，但他们已经在“内部”，而且因为这个星球的满载无法被摒诸领土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废弃品处理地点必须设在生产人类废弃物的地区”，主要是那些大城市，同时要采取严厉的隔离政策和特别的安全措施，防止他们危及“社会健康”和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于是，过去社会学家所说的“压力管理”和“模式维持”，现在集中于下面这类工作：“将‘人类废弃物’与社会其他部分严格隔离；将这些废弃物排除在社会其余成员赖以生活的法律框架之外；将这些废弃物进行‘中和’以降低其危害”。既然“人类废弃物”不再能够被送往遥远的废弃物处理场所并被牢牢地安放于“正常生活”的边界之外，那么，这些废弃物就要被紧紧地封闭于密闭的容器之内。在鲍曼和另外一些学者看来，许多大城市的贫穷人口聚居区就是这样的容器，比如美国的黑人聚居区。此外，他们还提到公众住宅的监狱化，提到公有制学校转变成为“限制性机构”，其主要使命由教育转为“监管和控制”，以及，在对立的另一端，监狱也像许多其他社会机制一样，其使命从回收再造，变成了对废弃物的处理。
透过上面的介绍及相关叙述，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场景、画面、现象、事物、人群、活动和机制，它们彼此关联渗透，相互印证说明，或重叠混合，或对照呼应，构成一幅极为宏阔的人类文明图景。其中，最震撼人心的莫过于集中在“废弃的生命”名下的种种意象：从流浪汉、拾荒者、残疾人、精神病人、乞食者、狱囚，到海外拓殖者、各式移民、难民、恒星际旅行者，乃至未雨绸缪、创造了地球文明的“上帝”。是的，不仅整日与垃圾为伍的拾荒者、流浪汉是多余的人，遭到驱逐、被迫离开哥哥文明星球的那二十亿人也是多余的人，需要被赡养的数十亿地球人类和同样数以十亿计的“上帝”也都是多余的人。既然是多余的，就只能被丢弃，当作垃圾处理，处理的具体方式，则从销毁到“赡养”，不一而足。这里不得不说，刘慈欣笔下的“赡养”是个妙词，把这个词同时用在关系截然不同的创造者“上帝”和作为被造物的人类身上，更是富有深意。表面上看，被外星入侵者征服的地球人类所处的地位，完全不适合“赡养”这个词，因为赡养一词指的是晚辈对长辈的供养关系。然而，这个词还包含另一层含义，一层令人尴尬因此通常被有意无意遮掩的含义，那就是被赡养一方的失能与无用。《赡养上帝》中一度受人类赡养的上帝就是如此，《赡养人类》中的地球人类也是如此，尽管这两种情境中的赡养者和被赡养者关系迥异。在这个意义上，“赡养”一词完全可以用在现实世界中与刘慈欣笔下被赡养人类极为相似的难民身上。当然，被赡养并不是被赡养者的必然归宿，但既然这些人已经不再有用，不再为“正常社会”所需要，无论是否成为被赡养者，他们最后都难逃悲惨的命运。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前面展示的三个相互关联和重叠的世界：我们的世界、滑膛的世界和哥哥文明的世界。我们看到，这些地方到处都充斥了因为过时、多余或者无用而被丢弃的垃圾，从废弃的物品到废弃的人类；这些地方都有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划分，而贫穷总是与低下、无用、多余和垃圾为伴；这些地方也都经历了全球化，并承受着全球化的后果。在我们的世界，全球化在社会学家的观察和分析之下显示出种种复杂面向，而小说家笔下的全球化，在哥哥文明的星球上表现得最彻底，在滑膛的世界则最富戏剧性：原本自然展开的全球化过程因为外星文明的入侵突然加速，不但“社会财富液化”行动在全世界各地同时展开，而且整个地球人类将立即被强行移往澳洲，按照调查确定的当时地球人最低生活标准统一供养。一夜之间，全体地球人类都成了移民、难民、被赡养者或集中营里的囚徒。根据上面的分析，这些称呼并无区别，无论在我们的世界还是另外两个世界。自然，我们在这里谈论的也是两种人类。来自哥哥文明的入侵者是经历了第二次进化的人类，尽管他们在那个遥远的世界里属于低等的一支，相对于超级人类是“狗”，但在降临地球之际，相对于地球人类，他们的“进化”优势又是不容置疑的。换言之，作为“进化”上的落后者，面对哥哥文明的入侵者，地球人类相当于“狗”。这种进化和分类也是我们的世界熟悉的主题：首先是人与猿的分化：人脱离于动物界、自然界；然后是人类内部的种种分化，其中有许多被打上人与动物分别的印记，其表达方式更是形形，或隐或显。
就在不久前，特朗普在谈及非法移民时说，其他国家正在向美国输入“囚犯、杀人犯、毒贩、精神病人和”，并公开声言，那些被指控犯罪的移民“不是人类，他们是动物”。正是这个特朗普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并出人意料地当选第45任、第47任美国总统。在当代深具洞察力的思想者拉图尔看来，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它表明，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全球化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景，而世界上认识到这一点的许多统治者，也不再假装能够与其他人类共享同一个世界，于是有英国的脱欧，有美国的退出有关气候的《巴黎协定》，后者不啻是说：“我们美国人和你们并不属于同一个地球，你们的地球可能受到了威胁，但我们的并没有！”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许多人天真地以为历史已然终结，但在拉图尔看来，那只是另一部历史的开始。这段历史以三个同出一源的现象为其开端：“去管制化”“全球所有国家一起以爆炸性的、令人眩晕的方式加速不平等”和“系统性否认气候变化”（“气候”一词在这里作广义理解，指人与其生存所需的物质境况之间的关联）。之所以说这三个现象同出一源，是因为那些人类精英已经看到，一个酝酿已久的危险已经逼近，那就是，看似稳定且不变的人—地关系正在发生改变，过去一直沉默驯顺的地球开始对人类的滥用行为做出回应，人类将为此付出高昂代价，而他们的决定是：好吧，那就让其他人付出这个代价吧。与此同时，为了摆脱责任，也为了争得逃离时间，他们将尽可能向公众隐瞒真相，否认危险将至。放松管制就是为了“尽可能快地摆脱所有团结的负担”；否认气候变化，是“为了隐藏这种逃离共同世界的粗鲁自私”；而要“为能够脱身的少数人建造一座镀金堡垒”，就必然加剧贫富的不平等。
比较拉图尔和鲍曼所见的世界，最令人惊异的也许是，尽管其理论与思想传承不同，着眼点也不同，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人地关系的紧张这一现象。拉图尔的《着陆何处？》开篇就指出，地球精英们发现，“地球上已经不再有充足的土地可以容纳他们（统治阶级）和其他居民”，这是“星球满载”的另一种说法。他也谈到全球化，谈到移民，除了被迫离开故土的悲剧性的“外部移民”，还有留在原地但同样体会到被祖国抛弃的“内部移民”。事实上，在他强调的“地球危机”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是移民。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感觉到脚下的大地正在塌陷”，并且“或多或少地隐约发现，我们全体都在朝向着亟待重新发现和重新占领的领土迁徙移民”，“着手寻找一块自己和孩子都可以居住的领土”。换言之，“移民危机已经普遍化了”。面对“外部移民”，许多担心自己安全身份受到冲击的人以为，只要把外来者挡在边境之外就万事大吉了，但他们没办法把诸如气候改变、侵蚀、污染、资源枯竭、栖息地破坏这样的“移民”挡在外面，而这类“移民”的出现不过是“同一突变的另一个维度”。那时，所有人都将失去家园，失去所有身份和安逸，没有任何保障，只能不断迁徙。面对这样的危险，人们选择逃离：
一些人逃进只占1%的黄金流放地——“超级富豪必须首先得到保护！”一些人紧抓着安全的边界——“发发慈悲，让我们至少有一个稳定身份的保障！”剩下的人，那些最悲惨的人，只能通往逃亡之路。
能够摆脱这种命运，不会沦为“弃民”的，在哥哥文明的星球，只有终产者一人；在滑膛的世界，因为突如其来的征服，从高居财富榜榜首的“社会财富液化”委员会的十三位理事，到底层大众，无一人幸免；而在我们居住的现实世界，只有那些能够躲进“镀金堡垒”的少数人。目前，这个群体的人数正在增加，但是与此同时，社会上的贫富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着陆何处？》不断提及过去“四十年来的令人眩晕的贫富不平等现象”“贫富不平等的爆发”“可怕的贫富不平等加剧”，具体情形如何，我们不妨来看几个数据。
2015年，瑞士信贷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1%的人口拥有全球50%的财富，而70%的人拥有全球不到3%的财富。在2016年年初，全球62名最富有的人拥有的财产，其总值等于最贫穷的36亿人的财产的总和。换言之，这62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财富，大约就是较为贫穷的全球一半人口的财产总和。202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财富最多的前10%人群，拥有全球财富的82%，而财富最少的50%人群所有的，加上去不到全球财富总额的1%。
动态地看，在过去十年，全球拥有1亿美元及以上流动可投资资产的个人数量增长了54%，达到29350人。同一时期，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财富增长了42万亿美元，这几乎是全球最贫穷50%人口财富之和的34倍之多。
自然，这种情形也见于不同国家。比如英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拥有该国总财富的45%左右，而收入最低的50%的人只拥有全英财富的约8%。在美国，“中产阶级”的财富不断缩水，截至2021年，其在国家总财富中的占比已经跌至26.6%，为过去30年来的新低。而前1%的“超级富人”的财富高达社会财富总量的27%，超过了整个中产阶级。至于较贫穷的那50%国民，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只是最富裕1%人口的大约十四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还有新兴经济体的表现。比如在过去10年里，中国亿万富翁的人数增长了108%，超过了美国81%的增长率。而未来15年，预计中国杭州、深圳、台北、印度班加罗尔以及中东的迪拜和阿布扎比等地，亿万富翁人口的增长将超过150%。
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现象，那就是千亿富豪人数的快速增加，从2020年的4位，到2022年的8位，到2024年的15位，以至有人开始谈论谁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万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这样的问题。
最后再提供一个中国的数据。根据中金公司不久前发布的2023年中国财富报告，14亿中国人中，居于顶端、占比为0.33%的富人阶层占有私人部门总财富的67.44%；人数占比为7.05%的中产阶层拥有的财富份额则为25.58%；而有13亿之众、占人口比例92.62%的其他人群只占有财富总量的6.98%。
上面这些数据都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财富快速向少数人集中、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历史时期。从政策层面看，如拉图尔所说，这是放松管制的结果，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则是新自由主义，而全球化加速了这一进程，并把其结果推进至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同时见证了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以及技术进步为人类生活带来的深刻改变。互联网、生物科学、纳米技术、人工智能以及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与应用，正在迅速改变我们熟悉的生活样态，并把人类带入一个包含许多未知因素的新时代。面对这一图景，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提出了下面这样的问题：
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在他的讨论中，也出现了“无用阶级”“多余的人”这类说法。那些人之所以是“多余的”，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在赫拉利看来，这样一个全新而庞大的无用阶级将因算法的更新与运用而产生，而“随着算法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财富和权力可能会集中在拥有强大算法的极少数精英手中，造成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不平等”。更重要的是，由此造成的不平等开始具有一种新的含义：大多数无法升级的人“成了一种新的低等阶级，同时受到计算机算法和新兴的超人类的控制主导”。这意味着，人类可能“从生物定义上分裂成不同的阶级”。这时，之前建立在我们熟知的那种社会样态上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就将瓦解。算法、超人类、生物上分裂的人类，这些说法都让我们想到刘慈欣笔下的哥哥文明，历史学家对人类未来的思考似乎指向了科幻作家想象的世界。
尽管各自生长背景不同，理论资源不同，着重点不同，所用文体及表达方式也不同，上文讨论涉及的几位作者，刘慈欣、鲍曼、拉图尔、赫拉利，以及鲍曼大段引用的卡尔维诺和阿甘本，为我们勾画的似乎是同一幅图景，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只是从不同方面充实和丰富了这幅图景，让它在我们眼中更具立体感，也更加真实。
这是一个生产力发达的社会，也是一个消费主义主导的社会；财产受到保护，私有财产秩序具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资本为追求利润在全球流动，并试图把遇到的一切都变成资源，再转化为财产；发达的财产制度和技术进步，空前地激发出人类的创造力／破坏力，极大地释放了人占有财富的欲望，在令大地贫瘠的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这也是“一个有着过度、剩余、废弃物以及废弃物处理的文明”，一个以无休止地求新为其精神特质的文明。一切都在流变当中，所有都是速朽之物，用过即弃，从物质产品到社会关系。人们就像卡尔维诺笔下尼奥尼亚城的居民，总是热衷于“享受新奇与不同的物品”，而就在他们狂热追求新奇之时，“一座由无法毁灭的废弃物品所堆砌的堡垒”也在城市周围拔地而起，“从各个方向俯瞰着它，就如环绕的群山”。在这个寓言式画面中，鲍曼看到了某种可能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前景，一个现代性的全球化胜利所导致的致命后果，“即眼下的全球性现代化在面对由它自己所产生的废弃物时，既无法重新吸收也无法将其彻底销毁，最终如鲠在喉，窒息而死”。这死亡的表征便是大地塌陷，所有人都被从地上连根拔起，漂泊无定，成为全球化的弃儿。我们在小说《赡养人类》中看到的就是这幅末日景象。那么，出路何在？
在刘慈欣的故事里，原本贫富差距巨大的地球人类将在一夜之间进入共产或曰无产的绝对平等社会，靠外星入侵者赡养。因此，面对外星文明不可阻挡的碾压式入侵，地球人采取的紧急措施是抢在哥哥文明的社会普查展开之前，迅速抹平社会财富的鸿沟，尽可能提高现有的最低生活标准。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哥哥文明为地球人类设置的保留地，那个“绝对不存在贫富差别的社会”，在“社会财富液态委员会”主席朱汉杨看来，“就是人类的乐园了”。这是小说家对上面那个问题提供的答案吗？如果是，这恐怕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答案。第一个问题是，谁来赡养人类？迁入保留地的人类不事生产，也没有农业和工业设施，无论其生活水平高低，都只能靠哥哥文明供养。然而，且不问占据地球的入侵者如何生存，能否避免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地球人曾经遇到的那些足以令文明从内部崩塌的严重问题，哪里去找如此乐善好施的文明弟兄？又如何保证这种赡养关系能够稳定不变？也许，我们可以变换场景，想象人类未来的某个阶段，技术进步发展到如此高的程度，机器人完全能够承担和胜任赡养人类的工作，那时，人类就不是被迫进入而是主动创建和享有自己的“乐园”。但问题是，机器人为什么要赡养人类？以哥哥文明的发达程度，机器人应当完全具备赡养人类的能力，但它们扮演的角色不是赡养者，而是忠实于财产保护原则的铁面无私、迅捷高效的执法者。按哥哥文明来客的说法：“它们的法则不是你们那个阿西莫夫的三定律，而是第一地球的宪法基本原则：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确，地球人（也就是我们）的那个阿西莫夫三定律没有提到私有财产，相反，它的第一律则是人权：“机器人不得伤害人类个体，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但问题是，如果面对的是不完整的“人类”，是人类第二次进化中被淘汰或未能成功升级的那一类，再或者，说得更简单些，是侵犯他人生命、财产的罪犯，情形又当如何？其实，我们的世界同哥哥文明一样，都不认为处罚乃至杀死侵犯财产的罪犯有违人权（更不用说非我同类的其他物种了）。相反，我们认为，保护财产就是保护人权，因为我们这里占支配性的观念是，财产权是人权最重要的内容和最直接的表达。但是透过这个个案，我们看到了人权与财产权关系的另一面，那就是，若把财产神圣原则贯彻到底，人权可能变得空洞无物。这就是为什么，在全球流动的跨国资本在任何地方都凛然不可侵犯，而数以百万计背井离乡、颠沛流离的难民却只有“人权”可以求助。着眼于上述种种，我们又发现，如果不斤斤执着于实际可行与否，作为一种方案的赡养人类计划，确实包含了小说家思考人类困境的某种答案。尽管我们不知道小说中提到的那个“人类乐园”最后是否到来（似乎希望渺茫），但那至少是人类在最后关头竭尽全力争取的目标。考虑到数十亿人类在不事生产的情况下受到供养，而且（假定）能够维持某种称得上富足的生活水准（人均100万元），这个社会应当具有足以免除人类劳作的生产技术，也足够丰饶，尤为重要的是，这还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异的社会，这意味着，私有财产制度在这里如果不是消失无踪，至少也已经无关紧要。因此，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类，他们的眼神，就不是像滑膛日常所见，要么充满欲望与焦虑，要么麻木不仁，而是他在那个拾荒女孩眼中看到的，只有平静。既然没有欲望和资本的无限膨胀与扩张，就不会有无尽的垃圾被持续不断地生产出来，也不会有大地塌陷、人类无处容身的危险。显然，这是一个我们多少有些熟悉的乌托邦。历史上不仅有人提出类似的理想国，而且不乏把它们付诸实施的努力，但是最终，尽管人类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那些尝试却都没有成功。而就在诸如此类曲折反复的过程中，人类一步步走到今天，走到当下，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危机。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所有关心人类也是其自身命运的人士，无论他们对历史上的乌托邦持何种立场和态度，都必须认真面对并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将如何有效遏制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尽快弥合因此造成的社会分裂与分化？如何减缓各式各样垃圾的生产，而不是一味求新，消耗无度？如何重建对不朽的信仰，而不是任由工于计算的理智取代信仰，私利优先，只看当下？如何降低（无论何种形式的）所有权对人类心灵与外部环境的毒害作用，停止对自然万物的剥夺与榨取？如何消除以人类为中心的物种歧视，并把这种歧视移用于人类自身？如何建立人类团结，在危机中携手共进，共享未来？人类的前途与命运，终将取决于我们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
在其著名的“文明”系列小说里，伊恩·M.班克斯描写了一个名为“文明”的社会。那是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拥有令人惊叹的科技能力，物资极为丰富。在那个社会，曾经困扰人类的几乎所有物质障碍，包括疾病和死亡，都已经被克服。人们无需占有财产便可以轻松满足一切需求。那也是一个没有私有财产的平等社会，它的语言里干脆就没有表示财产、所有权、等级和权势等事物的词汇，因为那些都是“文明”世界努力避免和消除的负面因素。最后，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文明”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重大决策主要由智能机器做出，智能机器、人类、外星生命体完全平等。那里也没有法律和强制，唯一的禁令，就是不允许杀害有意识的存在物，不管他们是智能机器还是生物生命。
梁治平，学者，现居杭州。主要著作有《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法意与人情》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