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益新考上大学那年，高考已经恢复好几年了，所以，他们年级的同学年龄都差不多，所以也没赶上和叔叔辈的同学同堂听课的“奇观”。而那场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场命运之战的考试，曾益新也并没有太多艰辛的记忆。年少时的他生活在偏僻的湘西小县城，信息量很少，难免单纯而幼稚，还没完全明白高考对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尽管当年整个会同县才考上五个本科，而他是全县第三名。
明年，曾益新的儿子也要参加高考。可是，曾益新说：“我比他还要紧张。”究其原因，是因为“现在的高考，测试的知识量太大太复杂，灌输的东西太多，好多题目我都做不出”，他担心这样的高考会扼杀学生们的创造力。他认为，高考也应给偏才、怪才一个机会。
曾益新，1962年出生于湖南涟源，1985年本科毕业于湖南衡阳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1990年获得中山医科大学博士学位，后赴日本东京都老人综合研究所、东京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深造，从事肿瘤抑制基因和基因治疗的研究。1997年回国后，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及863、973计划和省科委的支持下，致力于鼻咽癌发病原因的研究。他现任国际EB病毒和相关疾病协会理事长、中国抗癌协会副理事长、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曾益新的小学时代是在“文革”中度过的。那时“读书无用论”颇为盛行，不过，所幸这并没影响曾益新父母的教子理念。在他们看来，知识总是有用的。只是因为高考已被取消，都是工人的父母帮儿子选定的职业也是工人。
曾益新说，可能因为当时年龄小，他一直都“很懵懂”，直到恢复高考，曾益新对自己的未来都没有目标明确的规划。所以，在他看来，中断十年后恢复的高考对他而言并没有里程碑、分水岭之类的意义，他是“顺潮流而下的”。
其实，曾益新当年喜欢的是文学。尽管当时最流行的文学作品就是诸如《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高、大、全的小说，但不知不觉他也做起了作家梦。
“那时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科学的春天，有句话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曾益新说，当时学校只设理科重点班，根本就没有文科重点班。高一分班，因为他成绩一向优秀，老师把他分到了理科重点班。他曾经试图去文科班上课，但终究没有成功。
在曾益新的记忆里，他的高考没有过多的硝烟气味。因为“懵懂”，因没有心理压力，他远远不及那些复读的同学紧张。顺利地被衡阳医学院录取了。
说到为什么选择学医，曾益新笑：“我学医是先结婚后恋爱。”当年的高考志愿并不是曾益新个人选择的。一切都是父母“包办”。“因为在解放前，父亲曾开过一间药店，在他看来，医生的地位高，受尊重，任何时代都用得着。所以，就帮我填了医学院。”曾益新说。
曾益新坦承，一开始，他是不喜欢学医的。他还是喜欢文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里，搞文学是一种时髦。”曾益新很快成了文学社的活跃分子和骨干，“写诗，写小说，什么都写。把很多时间花在了写东西上。对专业反而不感兴趣，有些医学的专业课程差点要补考。”
终于有一天，他发现文学路已经行不通了。“因为我写的东西总是被退稿。”曾益新自嘲道。他逐渐意识到文学是思想的一种载体，没有生活的体会和积累，不可能有深邃的思想。他开始把注意力转到自己的专业上来。那时候已经是大学三年级了。不过，很快，他发现了自己喜欢上医学了。他开始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专业上。
1985年，曾益新大学毕业。他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直接报考了中山医科大学的研究生，没有参加当年的统一分配。曾益新这样解释他的那次冒险：“当时主要是随学习的深入，我发现很多问题是需要探索，本科学习的知识已经不够用了。”
他是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的肝病专家、当时的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彭文伟教授。 “那时候，一个普通的肝炎肝硬化，都会让很多医院束手无策。特别是看到一些晚期肝癌病人面色一天比一天黄，最后痛苦地离去。”于是，他决定寻找机会出国深造。他先后到日本东京都老人综合研究所、东京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回国后，他又把研究方向转向对鼻咽癌的研究。
有人曾说，曾益新之所以选择攻克癌症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因为他小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一个患癌症的亲戚去世时的惨状。而曾益新还有别的的解释：“我觉得在所有的疾病中，癌症是最难攻克的，对人类的危害也最严重，所以，我要挑战这个疾病。”
从当年的文学青年，到现在的中科院院士、肿瘤专家，曾益新坦承：“文学是一种创作，可以虚构，需要更加多的想象力，而科学要求思维严谨，一是一，二是二，每一个观点都要有根有据。这是两种不同的气质。”曾益新说现在这两种气质已经不会在他的脑子里打架了，“而且，我现在被科学的气质主宰了，已经感觉有些缺乏想象力了！”不过，曾益新并不否认年少时的文学创作对他的科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文学首先可以使我的思维更活跃，让我在科学研究时有更多的新发现。”
跟很多人一样，对于曾益新而言，高考的意义其实也非同寻常。多年以后，他现在重新回头审视，他还是认为高考对青年人依旧是一条公平选择的道路，保留高考制度非常必要。不过，他又认为，现在的高考考试内容太多太细，灌输的东西也太多，因此，要用好高考的这根指挥棒，改革迫在眉睫。同时，更应该重视幼儿小学阶段的基础教育。
曾益新：我对自己的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是高考让我走上科学研究的道路。假如没有高考，我也许会生活得不错，但肯定没机会做我现在的研究。
曾益新：我儿子跟我当年一样，对于考试好像并不紧张。但我和他妈妈比他还紧张。这毕竟是一场对他的人生而言很重要的考试。
曾益新：看过！题目太难了。很多题目我都不会做。而这个难，我指的是，灌输的东西太多了，考试内容太复杂又太细，有的内容我又觉得太深了。比如某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背景，这个要到大学或研究生阶段才应该涉及的，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可能没办法理解，只是简单地背下来有什么用？
曾益新：我们要用好高考的这根指挥棒，让它更好地为人才教育培训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服务。首先高考的知识量要精减。学习知识是一种能力，但孩子们的创造性一定要很好地保护。有人说，我们的高考是在筛选，淘汰的是两个极端的学生，有一定道理。所以，在高考选拔人才的过程中，应该有一种机制让那些考试成绩不一定好、有偏才、有怪才、富有创造力的学生能够脱颖而出，中国太需要创新型人才了；其次，要树立多元价值观念，社会需要各种层次、很多类型的人才；高考也绝非成才唯一的通道，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途径很多；再次，我们还应该努力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减少供需矛盾，提高全民素质。广州大学城建设就是一件很有远见的事情。当然，我们不仅应重视高考和大学教育，更应加强对基础教育的投入。
曾益新：一个人的思维习惯、方式和性格是最重要的，习惯和性格决定命运。而这些习惯和性格的形成主要在幼儿和小学阶段。我们曾邀请诺贝尔奖获得者Blumberg教授来作报告，有学生问他成功的经验，他说是他在幼儿园形成的两个习惯：不懂的一定要举手问老师，玩完的玩具一定要放回原处。在国外，很注重孩子思维方法和思维习惯的培养。比如有个大学招生面试时，地点在图书馆，上午面试之后，下午接着面试，题目是一模一样的，题目很难，但他们考的不是学生回答的正确率，而是考学生是否有好学精神，上午不懂，中午会不会去查资料。而这些品质，早在一个人的幼儿园阶段就慢慢的开始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