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的提出，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伟大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最重要政治成果。
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历史、现实已经雄辩地证明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未来，将从历史和现实中走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我们党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我们面前任旧存在很多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我们能不能应对好这些风险挑战，处理和解决好那些复杂艰难的问题，如期实现既定奋斗目标，迫切地需要“两个确立”来给予引领。从未来维度认识把握“两个确立”，就是要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回答和解决好如何防范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问题，怎么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如何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
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特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深刻洞察时代大势和历史规律作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判断。这个判断给了我们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一个新途径、新视角、新方法。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特征，是认识大变局、适应大变局、引领大变局的前提。因为，这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背景和外部条件。习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表过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深刻阐释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基本特征。学习领会习的重要讲话精神，对这些特征，我们大家可以作如下两个方面的判断和概括。
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2015年11月24日，习在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国内外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世界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的大变局。”“特别是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整体崛起，新兴市场国家实力不断壮大，世界经济版图发生深刻变化，引起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习讲大变局时提到三个时间点：即“近代以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习赋予百年概念的内涵是开放的，强调百年未有，主要在于说明这一变局对世界历史将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所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历史性革命性变化，而且这一变局仍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将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
二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是世界发展态势即国际力量分合的深刻调整。正确认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必须透过现象看本质。2012年12月，习指出：“要认清国家安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各种国际力量的分合，分在哪里？合向何处？我们说的世界发展态势，实质上就是指这种力量分合。”“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五年来，对世界经济格局以及政治、安全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大变局，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2014年11月28日，习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了关于世界发展态势的五组辩证关系：“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更要看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更要看到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更要看到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要充分估计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2018年6月10日，习强调指出：“尽管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但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呼声不容忽视，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尽管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有新的表现，但‘地球村’的世界决定了各国日益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11月17日，习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大潮滚滚向前，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为世界经济增长蒙上了阴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但增长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国际格局深刻演变，但发展失衡未有根本改观。全球治理体系加快变革，但治理滞后仍是突出挑战。”
习的重要论述告诉了我们以下结论：第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实质是国际力量的分合，是国力之争、制度之争、理念之争。第二，国际力量的分合所形成的国际格局有较强的稳定性和惯性，一旦形成，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相对固化下来，不会在朝夕之间发生根本性的调整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和“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第三，变与不变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最根本的一点是，各种国际力量的此消彼长、分分合合，所带来的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需求是无法回避的，“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第四，站在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大变局中的各种变量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等逆向变量，另一种是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等正向变量。两种变量之争，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主要矛盾，并正在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发展态势。
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大变局中的世界是一个全面变革的世界，也是一个新机遇新挑战不断出现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大变局中置身事外，中国和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从总的形势来看，“变革会催生新的机遇，但变革过程往往充满着风险挑战”。环顾世界，大变局中的变化之大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均衡，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另一方面，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民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上升，特别是俄乌局势震动全球，对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造成重大冲击。经济低迷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而深远，市场需求成为全球竞争最稀缺的资源，生态安全、生物安全、粮食安全等问题突出，能源供求格局出现新变化，、极端民族主义、等全球性问题不断增多，局部动荡此起彼伏，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复杂交织，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凸显，经济问题政治化现象突出，大国关系进入全方位角力新阶段。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综合分析和研判，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我们既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也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大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从大变局本身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的对比，而中国则成为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也已变得空前紧密，我国对世界的依靠、对国际事务的参与在不断加深，世界对我国的依靠、对我国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我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始终不渝地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在与世界的联系互动中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又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正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定是一场改变历史、创造未来的非凡历程。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中国的出现，更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从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对我国展开全面遏制和极限施压，企图阻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错综复杂。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也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严峻的。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势必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对此必须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应对之策。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习在外交工作中提出来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给我们以应对之策，其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保证是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历史使命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根本要求是坚持增强战略自信；重要合作平台是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基本原则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重要着力点是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大国担当是坚决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最鲜明特质是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能力建设是努力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形成了习外交思想，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国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习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提出的一个重大创新理念，是中国人对解决世界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2013年3月，习访问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 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演讲，首次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习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习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具体理念。同年3月25日，在坦桑尼亚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倡议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0月7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要牢固树立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10月24日，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2014年7月，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上，呼吁中拉双方努力构建携手共进的命运共同体，共创中拉关系美好未来。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2015年3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进一步提出，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9月，习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首次阐明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路径和总布局。讲话指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将自身发展经验和机遇同世界各国分享，欢迎各国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一起实现共同发展。讲话把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相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此后，在国际组织召开的各种会议上，习继续深入阐述这一理念。2017年1月，习在日内瓦万国宫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进程。演讲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要坚持对话协商，建设一个持久和平的世界；要坚持共建共享，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要坚持合作共赢，建设一个共同繁荣的世界；要坚持交流互鉴，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要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演讲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作了全面的阐述，使这一理念从概念范畴丰富发展成为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3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第2344号决议文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入文件，这个理念弘扬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了人类进步潮流，得到了全世界广大国家的广泛认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世界问题的重要理念，是指明世界历史发展方向的重要答案，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的全球视野，鲜明地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给世界的最佳国际公共产品，是中国人民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好平台和实践载体。2013年9月，习访问哈萨克斯坦，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指出：“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大家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这是习提出的“一带”。10月，习访问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指出：“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是习提出的“一路”。“一带”“一路”相加就构成“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历史，但面向未来；源自中国，但属于世界。它的提出就为了回答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和回应时代的声音。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我们秉持的建设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我们推进“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努力打造三个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我们推进建设“一带一路”，要大力弘扬“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一带一路”建设对促进全球经济振兴、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一带一路”涉及的沿线国家，有的是发达国家，有的是发展中国家，还有的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有的地处内陆，有的地处海洋；有的是大国，有的是小国。从东到西、双向对应的一条陆路和一条海路将沿线的各个国家连接起来。由点到面、由线到片，再不断向前延伸和向外辐射，形成一个南北呼应、东西互济、影响世界的整体观念。“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世界各国积极做出响应，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一带一路”慢慢的变成了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积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主场外交为重点，以共建“一带一路”为载体，热情参加全球治理，广交朋友、深交朋友，树立大国的良好形象，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只要我们充分的发挥中国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统筹做好战略性谋划、系统性应对，打好主动仗、持久战、总体战，在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乱局中化危为机，就会引领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为人类开辟更美好的未来。
从未来维度看，“两个确立”为防范和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保障。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处在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续写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需要凝心聚力、精神支撑、目标引领。党的十八大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了安排部署，习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强音。中国梦成为中国走向未来的鲜明指引，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和最大同心圆，成为激励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进、开辟未来的一面精神旗帜。
党的十九大擘画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大会指出，从现在到二○二○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从党的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大会综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国家发展条件，提出从二○二○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二○年到二○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习在发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号召时，曾多次指出，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同时，他又反复强调：“行百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的阻力和压力就会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的门槛。”“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个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时候，是一个愈进愈难、愈进愈险而又不进则退、非进不可的时候。”防范各种风险挑战，特别是防范出现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风险，至关重要。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进入近代以后，推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多次被迟滞，多次被打断。远的不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就打断了两次。一次是1894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一次是1931年至1945年日本的侵华战争。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对日割地赔款。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了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由于辽东半岛涉及俄德法三国的利益，三国联合其他几个国家干预后，日本被迫归还辽东半岛，但中国又被迫缴纳赎金3000万两白银。中国的赔款大大加快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国却背负了沉重的债务。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到1945年抗战胜利，中国的抗战长达14年之久，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按1937年的比价计算，中国直接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在战争中人口伤亡达3500万人。历史的往事刻骨铭心，历史的悲剧绝不允许重演。
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推进，我们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慢慢的变大、慢慢的变多。现在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间里都要复杂。国家安全已经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社会、科技、网络、生态、资源、核、海外利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诸多领域，无所不在，而且将跟着社会发展不断拓展。同时，各种威胁和挑战联动效应明显，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从内部环境来看，“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政治安全风险、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经济发展风险、科技安全风险、社会稳定风险、生态安全风险、生物安全风险、党的建设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复杂。主要表现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面临“西化分化陷阱”，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上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适应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党的建设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复杂严峻。
同时，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存在的，很有可能会相互叠加、相互交织、相互转化、相互作用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使小风险发展为大风险、外部风险转化为内部风险、经济风险演变为政治风险，甚至有可能出现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对此必须高度警惕。
关于这些风险挑战，习多次作出深刻分析、提出明确要求。2018年1月5日，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的讲线日，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线个方面存在的风险。习强调指出，我们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正像习所指出的那样：“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我们要具备战略眼光，树立全球视野，既要有风险忧患意识，又要有历史机遇意识，努力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航向。”
从未来维度看，“两个确立”为坚持党的自我革命、走好新的赶考之路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正确认识和把握“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尖锐性。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最大风险就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我们党格外的重视党的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新的伟大工程”“新时代的伟大工程”来实施，以此来不断保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延安时期，与黄炎培先生有一个著名的“窑洞对”；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党中央机关迁移北平前，与周恩来有一段经典的“进京赶考”的对话。这些都是我们党保持清醒、经受考验的生动故事。1945年7月初，黄炎培先生等6位国民参政员由重庆到延安进行考察。与黄炎培等进行了多次交谈。有一次问黄炎培的感想怎么样？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回答说：“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49年3月，在全国胜利的前夕，我们党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着重讨论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问题。针对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在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这就是“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月23日，党中央机关由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今属河北省平山县）迁往北平，出发时，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着回答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接着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这段对话展现了中国人面临执政大考的清醒和坚定。中国在中国执政已经70多年了，实行改革开放也已经40多年了。我们党经受了一次次的大考，向人民交上了一份份优异的答卷。但是，执政使命艰巨，考验未有穷期。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够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
坚持自我革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习强调指出：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绝对不可以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全党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要保持头脑清醒，对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廉洁等情况要有客观正确的认识和把握。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我们这个百年大党会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疾病缠身。对党的历史上走过的弯路、经历的曲折不能健忘失忆，对中外政治史上那些安于现状、死于安乐的深刻教训不能健忘失忆；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反应迟钝，处理动作慢腾腾、软绵绵，最终人亡政息！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与黄炎培先生在延安的“窑洞对”给出了第一个答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正是因我们党具备了这种独有的政治品格，才能穿越百年风风雨雨，多次在危难之际重新奋起、失误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私，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一点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
我们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进行自我革命，必须不断同一切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我净化，就是要过滤杂质、清除毒素、割除毒瘤，教育引导全党坚定理想信念宗旨，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侵蚀，提高政治免疫力，同时聚焦明显问题，自觉向体内病灶开刀，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自我完善，就是要修复肌体、健全机制、丰富功能，着眼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自我革新，就是要与时俱进、自我超越，善于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压缩腐败现象生存空间和滋生土壤，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自我提高，就是要有新本领、新境界，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在学习实践中砥砺品格、增长才干，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的提高政治境界、思想境界、道德境界，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四个自我”形成了依靠党自身力量察觉缺陷、纠正偏差、推动创新、实现执政能力整体性提升的良性循环。事实上，只要我们始终不忘党的性质宗旨，勇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刮骨疗毒的决心和意志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就能够形成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四个自我”的有效途径。
